2008年5月12日那场突然降临的死亡，留下了一些到现在都没揭开的真相。
一场8级地震后，父母失去了孩子，邻里失去了挚友，民众失去了家园。
关于伤亡人数的统计也停留在2008年。当年9月，中国民政部公布数据：地震造成全国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此后十年间数字未曾更新。
根据中国民法，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人，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两年后可以申请宣报死亡。
面对近十万条逝去的生命，面对没有完全披露的真相，有一些人站了出来。他们希望更深刻地了解同胞死亡的过程，想要让每一个生命生前死后的真相，得到真正完整呈现。
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条路会如此艰难。追责本身，带来了更多伤害。
谭作人们的十年
曾长期驻京的香港记者吕秉权在深入震区采访后发现，一开始以为只是天灾，后来觉得更多是“人祸”。“天灾当然可怕，但人祸更可怕，人祸背后是更大的不公义。”
在那片废墟中，谭作人拿起一把被砸烂的笔，对同在现场的记者讲：“我一定要对得起这些笔。”
2008年12月，谭作人与纪录片导演谢贻卉开始对512死难学生名单与死亡原因进行“串乡走寨的”公民独立调查，并在2009年3月形成初步调查报告。报告征求意见稿显示，虽然此次烈度极高的地震中，自然灾害是建筑垮塌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一些建筑没有达到规定抗震防设标准，且选址、设计、施工、监察等多个环节都存在漏洞，除机制、体制等历史原因外，不能排除人为原因。
而在2009年3月的两会人大记者发布会上，时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面对香港记者提问时称，经有关部门实地调查与研究得出结论，“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地震级别高、强度大，是造成学校受损和其他一些设施受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不少媒体将此解读为否认“豆腐渣”工程的存在。此后从四川建设厅到中国建设部均表示过没有发现建筑质量问题导致地震中校舍倒塌。
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一个人不约而同地与谭作人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2008年的时候，艾未未是中国艺术界的红人，中国和国际媒体上的明星。 在那个奥运之年，他参与了奥运主场馆鸟巢的设计，同时还经常在博客上发表一些风格尖锐但并未出格的言论，在年轻网友里颇有影响力。
地震后，关于学校“豆腐渣”工程的说法持续不绝，关于死亡学生的官方数据也一直迟迟没有公布。
与许多人一样，艾未未想问：到底死了多少人？ 到底死了多少孩子？ 他们的父母在哪里？ 谁给我个说法？
做现代艺术带给他充沛财力，多年浸渍西方文化让艾未未颇具公民与权利意识，这些驱使他开始一场完全独立的调查。“公民调查”，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出现。
很快，艾未未开始在网上招募志愿者，成立调查小分队，一次次地进四川搜集资料，寻访失去孩子的家长。他的团队挨家挨户走访，记下每一个家长和孩子的名字、年龄，收集一些可以证明他们生前痕迹的遗物和资料。
六个月的努力后， 艾未未的团队整理出一份死亡学生名单，确认地震中死去5205名孩子，且每一个孩子都有姓名、学校、监护人信息。
2010年地震两周年之际，艾未未工作室推出音频作品《念》，根据其团队整理出的遇难学生名单，3444名网友念出名单中自己或亲友同姓氏的学生姓名，5205名学生的姓名被朗读12140次。
从“抛砖引玉”到“颠覆政权”
走访震区灾民时，谭作人开始一心想为政府“抛砖引玉”。
“调查过程中我几次给公安局扣留，都跟他们讲这是为了让政府重视我发现的事实。媒体报道不完全不完整，实际上闹了很久的豆腐渣工程确实存在，但只是极少数极个别，灾区六七千所学校，我去过的极重灾区就两千多所，比较确定的只有20所左右，这个情况政府应该掌握，社会应该知情，不能因为极个别或极少数的豆腐渣，使整个灾区甚至四川、政府、抢险救灾工作为他背黑锅，不敢大声说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谭作人对BBC中文表示。
那时他比较乐观。“当时整个社会焕发出一个不分起体制内外，甚至于不分海内外，全体华人空前团结一心抗震救灾，捐款捐物的场景。这种民族热情的高涨，这种人性的闪光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我相信从那个时候起很多人发现，中国还是善良的，人性还是存在的。”
但结果出人意料，又似在情理之中。
2009年3月25日早晨，谭作人完成报告第一次汇总，3月28日便被片警“请”去谈话，当天随即被“抄家”。
那天晚上，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从负责片警手中接过谭作人的拘留通知书，上面写道“经群众举报……3月27日被掌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被羁押”。
由于是当地长期“监护对象”，负责此案的片警跟这一家人早已相熟，片警还问王庆华，“谭老师到底什么事？”王庆华一脸无奈，“应该我问你吧……不过跟你说也没用，你就交差就行了”，说完便在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谭作人一走便是5年。2009年4 月 29 日，他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成都市公安局第二天执行逮捕。同年7 月 17 日，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谭作人提起公诉，公诉书中提及谭发表纪念“六四”、为“六四”平反言论，以及5.12地震后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诋毁党和政府的言论。
2010 年 2 月 9 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有期徒刑 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但在判决书中只见六四事件，并没有提及他就地震发表的相关言论。
同一时期，艾未未的调查也引来当局多次封锁。艾未未团队在网上公开的报告显示，调查过程中，四川警方先后数十次带走或直接控制调查团队志愿者，中间不乏暴力举动。而公布的学生名单也在大陆网络上屡传屡删。
2009年5月，四川省政府举办5.12一周年记者会，四川教育厅厅长涂文涛在会上表示，地震中共有5335 名学生遇难、失踪，但没有公布详细名单。这个数字与艾未未团队的数字相差130人，但艾未未认为，自己团队调查的覆盖范围只有80%，最终遇难学生会达到6000人左右。
与此同时，艾未未的新浪、搜狐、网易博客均被关闭。同年他受谭作人律师浦志强邀请赴成都为谭作人案作证，但在酒店被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并施以暴力，后被查出脑出血。
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十年，谭作人与艾未未们生活的轨迹完全被改变。
谭作人5年坐牢期间，妻子王庆华平均每月可以去探望一次，每次30分钟。除此之外，他们只凭信件交流。
在这期间，谭作人的小女儿从学校退学，王庆华多年的生意伙伴决定与她终止合作，但王庆华依然坚持写信、探望，雷打不动。
“他是我的丈夫，关进去后不仅仅是丈夫，还是战友，战友就要做战友该做的事情。”王庆华说。
而在牢狱中，谭作人也在思考，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得特别明白，我当初用民间身份去做公民独立调查，想要引起政府重视，让政府参与调查。到我坐牢结束，我不知道对于5.12有没有豆腐渣工程国家有没有结论，开不开展调查，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促进还是反作用……”
“我肯定我没有做错，但在具体方式、方法，时间的掌握和技术层面上，还是有检讨的地方”，他说。
出狱后，他选择继续为遇难学生发声，继续为寻求真相奔走。但这条路依旧艰难。
他想要在原有报告的基础上号召专家学者与他一同进行更为科学、细致的调查，但却极少有人响应；他劝家长变上访为上诉，利用法律体系维权，但不仅极少有律师愿意代理，地方法院至今仍拒绝立案；他发出《公民建议书》，投往不同国家机关与主管单位，但不是拒收就是无人认领。
十年间，艾未未在中国也从艺术家彻底变成了“异见分子”，从鸟巢设计者之一变成了“黑名单人物”。他不断通过文章、纪录片、社交媒体等途径为维权人士发声，也为自己招致了更多封锁与打压。
2011年4月，艾未未在北京机场被带走后数日下落不明，其家人一度张贴“寻人启事”。随后艾未未被控涉嫌经济犯罪，被关押数日后送回家中，并被没收护照长达4年。2015年，重获护照的他飞往德国，此后一直长居海外。
其他追问者也遭遇了相同的境遇。
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北川家长母勇贤将北川中学施工图扫描件上交给四川省公安厅，第二天他便被公安带走，警告他如果施工图流出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并将其没收。
另一位获有施工图纸的志愿者王笑东被四川警方不断追捕，被迫逃出四川，辗转河南、北京、黑龙江后进入广东，将图纸上交到中纪委，但警察依旧跟在他及家人身后。
一直以来不断试图上访向政府部门传达诉求的学生家长群体也屡被拦截。在基层维稳的压力下，不少家长选择接受政府部门提供的条件，放弃上访及诉求。而少数选择继续坚持的家长，则继续与截访维稳做抗争。
从未停止的问责与反思
政治重压下，问责和寻找真相的努力少见，并不代表少有存在。
清华大学2008年发布的一项报告透露，截止当年11月，全国捐款达到652.5亿元。BBC中文发现，其中8成捐款进入政府账户，且600多亿的善款中，至今只有151亿元来源去向明确。
地震当时据称有百万志愿者涌入灾区，各种慈善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一时遍地开花。虽然由于各方经验不足，曾一度带来混乱，但地震过后形势并没有朝向有利于社会组织的方向发展。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表示，2008年的汶川地震本是一个“社会生长、社会达到自主自助的很好的机会”，但由于权力限制了空间，“这个社会发育的契机被扼杀了”。
虽然被抓、被打、被拦截、被孤立，但谭作人、艾未未、学生家长、志愿者们的故事在中国大地并未被多数人知道，他们的追问逐渐被时间掩盖。
当年在灾区采访时吕秉权发现，“制度在自己面前杀人”。从学生家长到谭作人、艾未未，“背后有国家机器全方位打压”。
郭于华认为，虽然没有亲历地震的人有可能会淡忘，但这种全社会对人为责任的忽视、淡忘与权力造成的社会氛围有关。“一代又一代人经历的历史，在我们记忆当中有多少是真相，有多少是正确的……这种氛围下怎能不遗忘？”
今年5月6日，地震十周年前夕，因位于震中而被全世界熟知的小城汶川县宣布，将5月12日设立为“感恩日”。
但对一些人来说，5.12的历史意义可能不在于感恩。地震五周年的时候，谭作人还在坐牢，王庆华在除夕夜接到一个学生家长打来的电话。电话刚一接通，那位家长讲道，“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就想到今天除夕了，我们家少一口人还没有一个说法”，话刚一落便泣不成声。“对我们来说每年只有一个5.12，但对地震灾区死了孩子的家长们来说，天天都是5.12”，王庆华无奈地说。
十年后，曾经垮塌的建筑已经重新立起，曾经崩溃的生活也已逐渐恢复正常，但灾难中漏洞百出的社会制度却远未得到重建。
“一个自然灾害和相关的作为、结果能改变什么，要看人们怎么去看待它。如果没有被记住，没有被好好思考，没有被加以反思，就改变不了什么。”郭于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