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我自己提的，核心其实与@黄正宇基本一致。只是他用自己的话直说了，像《圣经》；我绕个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答案拿出来对一对。

中国在分分合合、王朝轮回中基本上维持着统一的形式，我在这里要换一个解读的角度：中国的分分合合与王朝轮回，是为了“大一统”服务的。

来到站里已经快半年了，许多交流和观点的碰撞真的非常精彩。将来怎样不好说，就截止到今天吧。不知怎么的，我发现似乎大家对人的讨论逐渐沉寂了，对tg的声讨开始上扬。我个人作为一个“资深反贼”当然乐见其成，但另一种担忧也随之而来。

记得过去刚来的那会儿与@doxa（陌路者）讨论过很多次关于“中国人”的话题，d真的很乐观，许是相对多的同样诉求的声音给了他相当的激励，事实上我自己也深受感动。

数度回国的经历让我本人对中国的情况其实是保持悲观态度的。

每一个朝代都不缺“针砭时弊”的人，他们或明或暗、或嘲或讽，生动形象地揭露社会的黑暗。而我要说：是的，他们确实是“针砭’时弊’”，时弊，仅此而已。

其实现在的我们的绝大多数功夫与他们的“贡献”无甚不同，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这个时代发声，而不能穿透它。《三吏》《三别》之类的呐喊有什么结果呢？

下一个王朝照样建立，社会本质毫无区别：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枪杆子里出政权。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我提的问题的根本内容就在这里：为什么？

为什么“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我在站里的一切发言也算不少了，说来说去其实就是在讲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古往今来的人是一个德性的人。

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民没有任何不同，我们是一样的贪生怕死、趋利避害、向往自由、热爱生活，不同的只是我们是“中国的人”。

什么是中国？

中国就是“大一统”、中国就是“礼义道德”、中国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结果“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不拜神了，改拜人）……

这里往往很多人又要骂娘，这绝对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看起来我是在骂人。但其实这是两千年的陷阱：谁的“大一统”、谁的“礼义道德”、是“从神那解放人”还是“代替神管理（奴役）人”？

其实四大名著五本小说，每一本都在试图让我们解脱，让我们清醒，更不用说其他的仁人志士了。

多少年了，过去的人包括如今的我们似乎还是叫不醒分不清这些理念的同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如同受了诅咒一般，走不出轮回。

因为在涉及到这些脱离“人”这个共同体的“特殊理念（国情）”时，“中国人”变成了“一个人”，同一个想法、同一个观点、同一个选择，这“一个人”就是那个“中国”，“大一统”是骨、“礼义道德”是肉、“刑律”是甲衣、“天命”是冠冕。至于人民，只是细胞罢了；警察，内部免疫系统一套；军队，只是牙里的毒疱。

犹记得当初回应@zxvrszbr3432朋友的话：我笃信有一条必属真理无疑，“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在当今时代，我不可能预测将来发生的事，但我只想信，我们中国人会得到真正的解放。

个人认为是儒教的作用；虽一定程度有利于减少内耗摩擦；但是有个明显的副作用、即“维稳”，稍不慎会沦为对蒙元满清黄俄这种政权的帮凶；

庄子《外篇·胠箧》提到：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藤，固扃鐍，此世俗之 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藤扃鐍之不 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儒教、大一统，起到的就是“缄藤扃鐍”的作用；

因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一句废话。

从语义上理解，所谓「合/分」，是表示政权状态的，互为「true/false」的一个布尔类型的状态变量。

既然是布尔变量，就不存在所谓介于「合/分」之间的中间态。 若当前为「合」，则在下一个时间点，此状态或者不变，或者变成「分」。

反之亦然。

若状态变化了，合只能变成分，分也只能变成合，不存在游离的第三态，则应了此话中的「必」字。

若状态未变，那就是时间还不够长，则应了此话中的「久」字。

所以这根本是一句废话。

lz的问题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一直对中国的未来持谨慎的悲观态度。在我看来，即使中共倒台也难以在废墟中诞生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

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权利只是权力的副产品。

普通民众只是政治的逆来顺受者，他们只是被动的服从上面的规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长此以往便养成了擅于在夹缝中生存，追求蝇头小利而不注重长远发展的特点，还美其名曰“经世致用”。

而率先发展起公民社会与民主制度的希腊可就没有那么“务实”了。我想在中国民众眼里，希腊人无疑是吃饱了没事干，才对国家事务指手画脚。有这闲工夫干嘛不研究研究怎么当官发财？

中国自秦汉以来也不是一个贵族社会，上流社会内部的道德、礼仪、价值观认同十分松散。他们手握一定权力，也享有一定权利。但他们的权力与权利随时会被更高的权力所剥夺。对国家权利与义务的概念远不如西方贵族来的清晰与稳固，因此他们也不是国家的主人。(中共自邓以来的贵族共和制如此轻易的破产，也是极好的佐证)

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恐怕是古代中国最有主人翁意识的群体了，他们的社会道德感与责任感很强，也能通过价值观和舆论制约皇权。因此他们更像个公民，但是他们的“公民权”只是来自于共同的价值观，而没有制度层面的背书。因此统治者只要无视舆论与道德的绑架，便可将他们任意蹂躏。

好在古代文人有风骨，不怕死甚至以死谏为荣的大有人在，这无疑也会给统治者绝大的压力。

知识分子的沉沦就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了。

面对文人的硬骨头，毛打出了肉体消灭+精神折磨+株连家族好友的组合拳，比古代任何时候都更严酷残忍。有良知的文人死的死残的残，这个古时候最像公民的群体就此瓦解。

于是到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是国家的主人(制度与思想层面都是)，每个人的权利都只是财富与权力的副产品。就像《走向共和》里的台词一样：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更可悲的是，许多人不知道公民社会的存在，便认为眼前这一切都是合理的。

这个周期律问题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这种几百年一次的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只有在中国秦代以后可以观测到，据我所知，在欧洲和俄国都不存在。就让我们罗列以下主要的王朝更迭方式，并看看有哪些可以观察和分析的东西。

自秦以来，主要王朝之间的变更包括以下中间期：秦汉，两汉，汉魏（晋），魏（晋）南北朝，隋唐，唐五代，五代宋，宋元，元明，明清，清民。在以上罗列的11个中间期内，其中由于低层反抗造成王朝更迭或者趋于崩溃的中间期包括：秦汉（陈胜吴广），两汉（赤眉绿林），汉魏（晋）（黄巾军），隋唐（瓦岗寨等民变），唐五代（黄巢），元明（红巾军），明清（李自成），清民（太平天国）。也就是说11个主要中间期，有8个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由低层反抗引发王朝更迭的大动乱。这些大动乱都是低层开始的，一般来说都是王朝承平日至少100年以后才爆发的。而且，我们也能发现，自从秦代以后，中国的王朝最多不超过300年，几乎是必然会引发一场大的变乱，最终导致王朝崩溃。

对于这个现象，1949年以后的历史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准绳做出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基本上就是说“王朝初年土地分散，农民负担小，由于存在大量自耕农，农村因为租佃关系造成的阶级矛盾比较小。经过王朝发展，地主逐渐做大，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失地农民，最后到王朝末期，佃农与地主的总矛盾总爆发，引发社会动乱。” 也就是说，在引发社会危机这个过程中，土地兼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种经典的解释方式，听起来似乎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具体分析这些农民战争的爆发原因，从而使得它的结论也偏离事实。另外，我高度怀疑这套叙述的诞生与当时斗争地主的政治运动有关，也就是说，这套叙述是在给斗争地主的行为背书。

事实上，这套说法现在已经引发了一些历史学者的质疑。首先，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土地从王朝初年到王朝末年，到底是不是变得更加集中了呢？如果兼并本身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兼并引发动乱的说法根本就无从谈起。首先，我们从距离现在最近的两个王朝说起–明清两朝。自明代万历初年的张居正实施的一条鞭法，中国的农民从此不再缴纳人头税。税收由人头税变成土地税，按照每亩一定量的白银进行征收。实施一条鞭法以后，因为新增的土地带来的收益有一部分需要充当税收进行缴纳，故而使得兼并的获益减少，从而降低土地兼并的意愿。（如果觉得想不通，想想房产税，有了房产税，你是不是更不愿意买房了呢？）

事实上，根据明代的黄册，一条鞭法抑制兼并的理论是可以得到验证的。下表是《明代黄册研究》一书中关于休宁县27都5图在一条鞭法实行以后30年内土地拥有量的变化统计表。不难看出，万历40年的无地农民由21.3%降到7.1%。

表1链接：https://imgur.com/h12OKMD

研究历史问题，我们还可以引入一些当代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比如，我们可以根据上表计算一下万历10年到万历40年的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

万历10年：0.763

万历20年：0.727

万历30年：0.714

万历40年：0.704

（如果有兴趣了解一下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可以看一下表2的链接：https://imgur.com/uy8d7HU  其中基尼系数的运算是红蓝曲线之间的面积除以红色曲线下的面积。红色曲线为绝对平均线，当蓝色曲线越接近红色曲线，则分配越平均，反之越不平均。）

对基尼系数的解读很简单，数字越大越不平均，最大为1(绝对不平均，整个社会财富被一个人掌握)，最小为0(绝对平均，每人拥有一样的财富)。但请注意，这里的基尼系数对应的是土地的分配情况，相比之，收入的分配情况一定比土地分配要更加均等。因为一个没有土地的人给地主打工也会分得一部分粮食来作为劳务报酬，故而收入的基尼系数要比拥有土地的基尼系数低得多。

从基尼系数上看，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信息：

1.在这样高基尼系数的条件下~0.75，社会仍然可以维持相当的稳定长达几十年之久。

2.土地拥有的基尼系数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小。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土地高度集中的变法之前没有发生社会动乱，而变法减轻土地兼并，却发生社会危机？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否反应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我认为只能粗略的反映。首先，土地分配不均是可以导致收入分配不均，但是取决于地主和佃户（给地主打工的无地农民）如何分配土地收成。第二，除了土地收入的分配以外，最关键的税收问题还没有考虑在内。

自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朝廷为对抗后金军队，加派辽饷，每亩地加征“三厘五毫之赋”，第二年，又加征“三厘五毫”。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光辽饷就加征到了每亩土地一分二厘。最后让加派和原来的财政收入基本相当，维持着2000万两白银左右。根据黄仁宇教授《明代16世纪中国之财政税收》一书统计，1572年杭州府摊丁入亩以后，每亩土地征收税额0.067两白银，1608年汾州府摊丁入亩，每亩土地征收税银0.05两白银（pg-218），从账面上看辽饷加征也不过就是普通赋税上再加0.01两，算上崇祯年间加派的剿饷和练饷，平均每亩土地，也就是原来的基础上再加0.05两左右。这个数字是原来正赋的1倍。在汾州府地界内，黄仁宇估计的粮价再0.5两每石，土地每亩产粮1石左右，而土地赋税为正赋0.05+加派0.05=0.1两，也就不超过20%左右。

这个20%的税率似乎也不至于让农民活不下去，这就要说这个税收的第三部分了。之前我们计算的的20%税率是基于每亩土地都纳税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明朝存在着一个以皇帝为核心的皇族集团，他们是拥有免税权的。这些被免税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北直隶，河南和山东3省。根据表3(https://imgur.com/FBIssBe),这三省的耕地面积在2.2亿亩左右，而皇族在这些地区拥有土地1500万亩土地左右。这就让河南，山东，直隶3省的税率增长到22%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科举出身的官员拥有这种这种免税权，根据姚宗仪的《常熟私志 赋役 优免新例》记载，“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那么一共有多少可以获得免税权的人呢？

根据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在明代276年历史中出现过24862名进士。假设一个人能活50岁，30岁中了进士，能活再活20年，那么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就应该有24862/276*20=1801名进士。假设他们都不做官（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将有1801*3000=540万亩土地免税。另外，举人还有11万人，这11万人，减去其中中进士的人数，就是不曾中举人的数量，他们有85000人左右，同样的算法，85000/276*25=7700人。这些举人能够获得土地豁免权达到1200*7700=920万亩土地。另外根据2%中举率来推算，还有生员

110000/0.02=550万人。减去所以举人11万人，这些生员假设他们取得这个地位在20岁，他们将获得减税土地5390000/276*30*80=4686万亩。以上科举制度形成的乡绅阶层获得累计减税土地达到6150万亩。假设这些生员，举人和进士在全国按照土地多少均匀分布，那么河南，山东，直隶3省的免税土地将达到6150万/5.5亿*2.2亿=2458万亩。加上皇帝家属的免税额度1500万亩，累计接近4000万亩。这4000万亩土地将土地实际税率推进到25%。

这就算完了么？还是没有。自汉武帝以来实施盐铁专卖制度，明朝也不例外。这种专卖制度实际上还是一种变相的征税，因为农民困苦可以少吃肉，不吃肉，甚至几乎不吃油。但是对食盐农民是不得不购买的，因为食盐作为生活必需品和粮食一样是刚需。而一斤盐在明代卖多少钱呢？根据徐泓《明代的私盐》一文（http://140.112.142.79/publish/pdfs/07/07_08.pdf），在湖广地区，官价的食盐价格最高可达到7-8分银子每斤，低的时候也要1分银子每斤。

假设一个自耕农家庭拥有五亩土地，每亩产粮两石。正常年份，得粮2*5=10石。先按照一条鞭法把粮食按照0.5两每石折合成现银，该家庭得银10*0.5=5两。如果很不幸生活在崇祯年间的河北河南山东地区，税率为25%，该家庭还有5*0.75=3.75两白银。假设该家庭实行有效的避孕措施，是个五口之家，根据当代食盐摄入量统计，那么每人每天消耗食盐10g，那么一年需要消耗食盐10g*5*365=18.25kg。18.25kg根据明代质量换算每590g一斤，为31斤。按照官价买入食盐，每斤3分银子，即0.03两，31*0.03=0.93两白银。那么这个家庭还剩下3.75-0.93=2.82两白银。折合成粮食，为2.82/0.5=5.6石。请注意，在够买了食盐以后，现在这户人家的实际收入只剩下原来的一半了。也就是实际税率被加到了50%。

把5.6石转换成现代千克为单位，5.6石等于=5.6*70.8kg=400kg。也就是说，这家人一年最多可以吃这么多粮食，平均每月133斤粮食，每人27斤。这个水准，基本上就是1985年中国的体力劳动者的粮食配给额度。（“遵照国务院文件规定，以人定量供应标准依据职业工种、年龄、性别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嵊县城镇人口每月粮食平均定量(1985年数据)为：工人34.21斤、职员及脑力劳动者27.66斤、大中学生30.34斤、居民21.36斤。” http://sznews.zjol.com.cn/sznews/system/2013/06/05/016511845.shtml）当然那时候，人们多少还可以吃点肉，吃点带油的蔬菜。而崇祯皇帝治下的华北地区，已经如此捉襟见肘。

当然，这还是假设没有遇到荒年，粮食没有损耗，农民不需要做任何其他支出（比如说修理购买农具，婚丧嫁娶花费等），最重要的是没有官员私自征收额外费用。当然，这绝对不可能！也就是说，崇祯年间的华北地区的自耕农已经到了要活不下去的地步了，更不用说还要缴纳部分收入的佃农（地主的打工仔）。

我之所以计算华北地区的税率，是因为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地就在华北，江南一直相对平静，可见华北地区的群众生活之艰难。而我们就要问了，算了这么多东西，那个对于税率影响最大？让我来排序应该是食盐统购统销（~25%）>三饷加派(10%)>=正常赋税（10%）>特权阶层和皇族消费（5%）。也就是说，一个自耕农，遇到如此朝廷，就已经可以让他活不下去了，根本不需要地主盘剥。何况平民地主也要按照基本法交税。官方垄断的高价食盐也不得不买。

所以，明末农民战争的口号也很对路“吃他娘喝他娘，不如开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这个纳粮二字就是直接针对明朝廷的，因为给朝廷交税就叫纳粮！

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来。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在明代可以用中央政府对普通民众的剥削过重有关，那么有没有其他朝代的类似例子来佐证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呢？

其实是有的。明天我准备谈谈其他几个大动乱的王朝中间期。并试图归类一下动乱爆发的原因。

只能明天继续写了。我要睡觉。欢迎阅读，留言与我探讨。

陆权国家天生就是专制，所有国家都是这样。

陆权和海权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大陆国家中任何往来都需要修路，而只要有路就会有人设置关卡，会有权威的力量来维护道路的秩序。

海洋则是扁平的，只要是海的地方船都可以航行，没有人可以垄断所有航线，因此海权国家的人民自古以来在生活中天然就是讲究民主平等的。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古希腊。希腊是千岛之国，每个岛屿上有自己的居民，互相之间的贸易往来都靠船进行，又没有任何一个岛能够强大到对其他的岛完全统治，因此诞生了人类社会最早的民主。

以欧洲为例，相对专制的国家比如俄国和法国，都是典型的陆权国家，以大陆为立国之本；英国、荷兰这些海权国家则是很早就发展出了民主制度。法国这样的国家，在攻占巴士底狱后，又迎来了拿破仑的皇权复辟，而苏联解体之后，普京又成了民主制度下的独裁者。巧合的是，不管是拿破仑还是普京，都深得本国民众的拥戴，而同样的政治家在英美则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赏识，这是与自然地理条件塑造的民族性格有关的。

中国也是一个陆权国家，而且以多山地而闻名。相比于平原的四通八达，山地中可选的路非常有限，因此更加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来维护秩序。千年以来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中国人崇敬权威的性格，因此也不奇怪任何一个政权都走向了专制独裁。

台湾则不同，台湾是一个海权地区，与各地的航路往来四通八达，这决定了不论什么样的政党，在台湾执政就必须进行民主化的改革。

一、朝代衰败的原因：

1.1、人口“马尔萨斯陷阱” 以及 中国文明对科技的不重视    

    古代经济繁荣时代，人口没有节制，没有好的避孕措施。人口指数增长很快就超过那一点点的农业生产进步。

     (可以查证 中国历代换朝人口变化，每个朝代末期，人口都比初期高出太多，然后，战争减少人口，又进入繁荣)

    可以说，中国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均收入肯定不如现在的。（当然也得感谢杂交水稻研发团队）。其中人权问题，谁做高层也是很难搞定的。

1.2、土地兼并、贫富差距加大，朝廷日益腐败

    开国皇帝，经过上一个朝代的教训，自然就知道要“励精图治”一些。传几代后就不行了，同时土地买卖，穷则越穷（一个自然规律了）。

    最后没有退路了，农民爆发，贵族出师有名，招兵买马就说是顺应天命推翻朝代了。 这个，王安石、张居正变法都没搞定

二、推翻一个朝代

    秦始皇，开创了大一统的中国，任何想留名历史的皇帝，都会想扩充下版权、收复下失地，比如孔明到死还要北伐，南宋那些皇帝天天被要求收复北方。

    每一代都是用武力推翻的，革命可不是请客吃饭。

    用暴力推翻的政府很有可能要依靠暴力来维持。 为什么呢?

2.1.集合暴力，流氓占优势

    需要调用各方资源，集结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的能力。绝对不是理想主义者，因为理想主义者的谦让，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肯定是让流氓的占便宜。这点，走到最后的都是有手段的人，比如李世民杀兄、刘邦情急下抛弃妻子，老好人胡赵就被挤下去了。

    美国真是很走运，富兰克林、华盛顿是为整个美国考虑的，尽管有些时代局限性，但是美国的法制还是沿着那个框架一路一路走好了。

2.2 自身阶级的局限性，难以做出牺牲

    2.2.1人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出身是什么样，与你所联系的人、给你支持的 人脱离不了。如果脱离联系，那么你就会被孤立，无法集结力量；不基于他们回报，就会把你当白眼狼，也不可能有后续的支撑。

    常常，为大范围人民谋福利的人 会短期类牺牲 自己阶级（家族）的利益，甚至是自身家族的叛徒，却是民族/人类的英雄，比如华盛顿父亲是农场主、马克思出身中产阶级。这些为人类所考虑的人，是能同情底层人民的感情的，通常有一些与底层接触的生活经历。

    2.2.2 不拉你下水，怎么信任 利益互相绑定，你想牺牲人家不想。将军跟你打江山，就是要光宗耀祖。你说，分给别人管，我不放心——陈云不就这态度。

2.3 染上了 鲜血，就回不了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害怕被别人暴力推翻，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控制监视各种，保守，扼杀奇怪的“力量”。

    建立国家后，马上就会肃清潜在的威胁；因此根本就没有对手可言；没有对手，就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 英国光荣革命前来来回回路几次砍头、鞭尸，最后两党平衡最后请来爱尔兰的玛丽、威廉。

2.4 不敢承认有污点，在乎名声

    这也是权威主义的基础，自己否定自己，没人信了；

    韩国的现代民主文明 也是韩国人民光州事件拿命争取过来的。

    蒋经国没有朴正熙那多污点

三、文明难以进步到民主文明的原因

3.1、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原则价值观，个人机会主义、民族机会主义

     没有信仰的民族，是短视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谁流氓谁获胜。国民党清党的时候，tm自己人也都杀。 发过誓言、立的盟约，一旦没有利益好处了，马上就毁掉。没有契约精神。 背信弃义的人被忘记得快，

    英国光荣革命后《权利法案》还是遵守的，没有说那个党掌权后敢违背的。 （不尊重原则，是不能随便搞民主的，随便就投死一个苏格拉底）

    一是，没有惩罚，记也没有用（皇帝没有人能反），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能移民吗？大中华，移民去哪个国家？ 人都是绑定在土地上了。再说，没有商业往来，你知道哪国好？ 

    那些科学家可是会跑的，法国动乱，知识分子、科学家可以躲去英国、意大利。

3.2 大秦开了愚民的头（万恶之源）

     商鞅的商君书，里面用的都是愚民的各种策略，以后的朝代走的都是外儒内法——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阴险狡诈，下黑手。胡萝卜加大棒，刘邦是好人么？愚民被刘邦学了去，再结合孔孟之道。几代下去，深入骨髓了。

3.3 重农抑商（地理原因）、董仲舒开创官商经济

    大陆国家，地大物博。商业频繁往来，不利于人口管制，而且减少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产出。这又到了人口问题，不能解决粮食与人口问题，这局是破不了的；而这需要科学的进步，中国哲学偏向道德哲学（利于国家统治），（要是墨家占优势，那就不一定了）根本不重视科学。 官商经济，压制了春秋战国积累的商业发展，并为权力留下腐败空隙。 希腊民主城邦不需要道德约束、或者说海上为生交流不可避免。

3.4 民主需要制衡

     不会制衡权术的皇帝基本是难做不起的，刘禅运气好遇上诸葛亮。 而中国的皇帝没有教皇抗衡，大一统，也没有国家之间的竞争。（杨小凯也认为，欧洲国家多，政治实验也就多，相互之间有竞争有学习，总的成功概率也越大）

3.5 家族制，决定了保守的治国方略

     家族制的历史，人口兴旺的家族才有势力，所作贡献，大多都是为了自己家族。这点也是孔子的局限性——家族优先于民族。

     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其实最主要的抵抗力量来自士绅阶层的抵抗，这些是小农经济家族制决定的，“天高皇帝远”。

     现在不也是这样，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权贵家族，只要中国还是以家族以首要利益而不是社会规则，那这个局是破不了的。——thanks to 儒家

    社会越是依靠家族制，越难拜托裙带关系。，中国在位着有哪个没为自己家族破例，朴槿惠那么谨慎还是被闺蜜坑了。

    满足现状，害怕新事物，害怕改变。没有认知的动力。

就算是李克强回到哪个朝代都破不了那个局，除非他就是开国皇帝。

相比宗教更容易改革，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了平等地阅读《圣经》的权利，科学破除迷信更为容易，却难破除奴性、家长宗法制。

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更多可能也是运气好，没碰上法国的拿破仑。

现在世界的文明是有代价的，来之不易。

西方的民主：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基督教为国教）（整个分裂的欧洲）——中世纪——资产阶级兴起——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法国大革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

英美的宪政演变，一二靠地中海的海域交流方便地理催生民主意识以及科学、靠运气好、三靠以前是教皇统治（科学易破），也有一定的原则价值观。

日不落帝国，踏上了蒸汽机，带着黑奴的原罪。

我认为，除了机缘巧合，牛逼的历史人物，最主要还是地理的原因。

爱琴海文明，海上的自由（后来的跨国移民）——挡不住的自由思想，从而科学，民主——这一切文明的源头。

我敢说——只有有一天，在社会原则与家族利益之间大部分人选择家族利益，那么国内的民主文明就不会到来，除非掌权者的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墙内的自由已经没有了）

最好的领袖，应当是哲学王，而哲学王是不屑于为王的。（柏拉图《理想国》真的是太理想化了）

在国内的丛林，好人走不到最后，坏人难以回头。  

国内已经有过一次64了，很难相信会成功。

1、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定義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久，什麼是分，什麼是合？

2、這個問題已經假定“中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個命題成立。

    我認為：“中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個命題不成立，不可證實。所以沒有討論下去的必要。

3、“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空詞，空洞的詞。我把時間浪費在這個空詞上，說明我太有閒了。

谈点个人看法：

• 为什么合久必分？

      每个朝代被后来者推翻的原因深究起来不尽相同，但是我看总的来说是两个：其一在于统治层面的过于压迫，使得想造反的人太多；其二在于统治阶层自己过于孱弱，被周遭势力（内外皆有）有机可乘给取而代之。

• 为什么分久必合？

引用易中天先生讲的传统中国人有三个梦：圣君梦、贤臣梦、侠士梦。

这三种情节满足了一个传统中国人政治诉求，试想生在盛世，能遇贤君，那边是天赐福气，在这样的君主带领下，国强民富，天下太平；若是君主昏庸，还有忠诚贤人框君辅国，上达天听，下除奸佞，也能保国泰民安；若是昏君无道，奸佞窃国，那还有侠士高人，挥剑四方，尽除奸恶，还一个太平盛世。在“家天下”的中国，人们对于君主有情节，希望有一个明君能来治理国家，对于国家干部和公职人员有情节，希望有一个青天大老爷来保证自己，对于江湖还有希望，能有人出来行侠仗义，这种情节根深蒂固，甚至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不少人是在这么活着。

那为什么有这三种梦？自周以来，社会制度就是以“家”为首，淡化个人的体质，这种体制强调了一个社会的最小单位就是“家”而不是个人，以家为单位，明伦理，定纲常。人与人的关系就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定格了，君主是所有国民的父亲，一方父母官是一方百姓的父亲。而且在文化教育上“首孝悌”，首先强调是孝，这么一来，有谁不希望有个好父亲？

在这个观念影响下，也就造成人情感上的“一家人”心里，所以“分久必合”不光有人自身对于和平安宁生活的生理追求，更有天下一家的心理诉求。

另外，这种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下，再鲜有人会对制度本身进行思考，所谓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可以看成是这种体制下三个梦的不断更替，不过我觉得，这种梦还是不要再做为好。

--以上，欢迎指点

中國的文化十分缺乏平等的因素，反而處處強調等級，這種文化影響使得現代化進程緩慢，所以劉曉波先生才提出徹底全盤西化和殖民 300 年。華夷之辨則是中國文化中支流的種族主義因素（蝗漢稱其為中華文化核心）。無論是抗拒平等還是種族主義，它與我們當代的普世價值相悖是肯定的。

所以對於中國而言，政治制度設計並非首要問題，而是文化批判。這才是真正的啟蒙，而中國人讓其接受反共容易，但萬萬不能碰觸這兩樣文化糟粕，這個國家之所以歷史不斷經歷輪迴也是如此。正是因為無視平等，強調等級，不能接受差異，也無視契約這就注定國人做事往往沒有底線。沒有底線是可怕的。

所以很多反共人士支持極右的原因就在這裡，自以為反洗腦了，實際上骨子裡還是擺脫不了對權力的崇拜。

然而這些人表面上還很反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一無是處，事實上卻恰恰是中國文化中那些缺乏平等種族主義的繼承者。中國文化里並非對此沒有反制因素，華夷之辨只是支流（儘管蝗漢極力說成核心），對於平等也有微弱闡述，這些應該拿出來重新審視才有可能同現代接軌。

很難，看看民運圈裡的抱團崇拜權威，容不得異議，就知道了，還有很多給川普站台的，川普放個屁都是香的。有時覺得推翻共產黨又怎樣，交給這群人一樣好不了。

推翻共產黨下一個上台的一定是納粹，然後就和中國歷次改朝換代一樣——死一大片人。中共意識形態這兩年在輿論場完敗於主打華夷之辨的蝗漢意識形態。在沒有文化批判之前革命也無法是下一個輪迴，認為只要中共完蛋中國就一定好的想法十分幼稚可笑。

不推翻現在也是納粹，推翻了可能還是，我覺得還有一線希望就是之後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有進行文化批判的可能

下一個意識形態上就直接是納粹，比如華夷之辨這個中式納粹思想。可以照搬制度，但是中國人愛撕毀契約，一旦憲法契約被撕毀那還是什麼也沒變，下一個輪迴開始。我覺得最好是中共後期虛弱，這能給中國留下一個思想自由的空間，在這個時間裡完成文化自淨。

有個很簡單的道路，幾乎所有人都不懂。如果想共產黨這個朝代翻過去，那麼就要出現一個比他更壞的組織取代他。但是這對新的組織有很高的要求。這個組織帶有歷史責任感，因為其代替共產黨後，基於贏國人的劣根性可能會再次輪迴。海外那些民運其實就是個笑話而已，以善治惡只出現在書本上而已，書生的笑話

流點血就能解決支那 2000 年來不中斷的大一統→大洪水→外族入侵→大一統→大洪水無限循環，簡直是太划算了。

贏國人劣根性是必然會輪迴的，越有歷史感，越難去除那種歷史沉積出來的大一統、唯我獨尊、排除異己的思想 DNA。在贏國，容許自由思考的人是極其少數，你叫一班慣於被腦灌漿的奴隸如何走出輪迴？不單走不出來，而且之後的選擇必然是最差的一道。

贏國🐷普遍有一種光復心理。你問他想光復成啥樣？其實大體說不清楚。但是他們認為面積最大是最好，如果加上萬國朝賀就更好。這種野心具排他性。也就是說滿口仁義道德得強大後，就會翻臉以強勢讓別國屈服。這既是成吉思汗的黃禍了。贏國說我們和平崛起，可是把元朝當自己朝代，誰信？

中國人有強烈的大一統情結，擁抱打天下坐天下的觀念，迷信符籤預言，卻缺乏有正式組織的宗教。因此我猜他們的下一個救世主應該會是個能聚眾、有武力的邪教組織，目標為打天下坐天下的，類似於洪秀全，韓林兒。邪教往往是大洪水的第一個波鋒。

中國有儒家，專門為大一統做宣傳的，已經浸透民眾的腦袋。即使一個偏遠地區的鄉民，聽到大一統號召，仍然會蠢血沸騰。於是若局勢再次出現各地分立割據，一樣是各家軍閥高舉「大一統」的旗幟進行戰爭。直到相信儒家思想的人被徹底洗淨，才有可能出現真正穩定的諸夏邊界。

一直覺得白鬼厲害在，20 能很大程度管好 80，然後 80 基本上也願意照 20 的規矩做，至少不會出大亂子。相反的某國人人都覺得自己是那 20

社會資源是有限的，社會是分層的，這是 2 個基本認知。
一個理性的政府是保持上升通道暢通，以及保障底層的生活。
上升到頂層的概率很低，但是每個層級不能互相仇視，底層不能太慘，這就夠了。
而某國是要搞共產主義，許諾 10 億人都能在頂層，物質極大豐富。
不過現階段，10 億人都在底層待著吧，頂層是俺。

這個問題我需要再多說一下。
我認為白鬼的教育體制是世界上可能最不公平的體制了。而這種體制被默認的基礎就是階級認知。
不論是統治階級或者被統治階級，雙方對這種不公平都採取了認可的態度。並在此基礎上各自發展自己所能達到的最佳位置。
贏國人認為老天是公平的，但是恰恰事實上是老天並不公平

按理說，儒家認為人有賢愚不肖，上智與下愚不移，並強調君臣父子，理想中社會應是各得其所，各盡其分的等級社會。
但實際上大一統帝國為了避免地方勢力坐大，壓抑貴族分封而選拔平民管理是趨勢，又用法術勢駕馭其二心。
陳勝吳廣的深遠影響加上外儒內法，萬世一系極難成功，中國未來也很難有穩固階級社會

中華文明中內在的精神分裂造成的，既希望人民有道德，這樣才會有利於社會穩定，又希望人民道德敗壞，這樣才會甘於被統治者驅使。即希望人民聰明，這樣才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又希望人民愚蠢，這樣才更容易統治。既希望人民強大，這樣才會有強大的戰鬥力去應對戰爭，又希望人民軟弱，這樣才不會反抗統治者。

這種精神分裂的文明，造成中國不可能有真的信仰，只會有逢場作戲。不可能有真的道德，只會有為了目的的不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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