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科学家再次荣获诺贝尔奖的新闻很轰动，而这个诺奖并不是偶然现象，最近几拾年日本科学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此，科学网上的有作者连续发博文煽动仇日，反复妖魔化日本。有人居然声称：日本的成就是依赖于对神州发动的战争和抢劫。而且该作者还自信满满地说：「神州是世界上拥有热核武器的唯一非白人国家」，成就巨大，「神州人是优秀民族」，如此云云。（请看朝核问题，如果将来核弹很不幸地四处开花，这位作者还会不会继续鼓吹这种民族自豪论？）
同日本的多次诺奖对照，国人群体的成就虽没多少，但比 low 比黑的做派却一点不少。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现象。在科学网上，支持极端观点的人士，大有人在。甚至有一批渗入美国的学者，热衷于表达「神州人永远正确」的种族主义式价值观。在笔者对某些妖魔化日本的行为提出批评后，一位受过博士训练的学者，美国某大学教师，丝毫不关注史实，不关注历史的细节，却转而对笔者是不是神州人的身份，进行质疑和人身攻击。还有一位曾在欧洲留学的博士，同样热衷于鼓吹民族主义观点。只是根据某项调查测试，在神州取样的中小学生，除英语外，在多项素质上都远远超越于欧洲的样本群体。他就认为已有足够的依据，能得出神州人是世界优秀民族的结论。（有个问题是：倘若有些人在幼儿园阶段都能淘汰掉爱因斯坦，是不是真的等于这帮人就比爱因斯坦更优秀？）
科学网还有这么一位，整天拿一幅地图论证神州人世界第一，发现了新大陆。笔者对此提出过质疑：所谓神州人发现新大陆的社会背景，先进航海技术的动力，究竟何以可能？但对方从来给不出任何具体的史料，证据链，或理论解释。当面对质疑，这位的表现同样是比 low 比黑。只是也许出于其特殊的殖民地文化背景，这位学者可能表现得更具形式上的虚伪礼貌，尽管其内心深处很可能跟上述各位没多大差别。须知：拿程序和规范当挡箭牌，徒具形式上的虚伪华丽包装，这并不会妨碍或阻止邪恶价值取向的有效实施。对于那些执着于追求邪恶的群体而言：他们需要的永远不是真相本身，而只是不断的表达，宣传，遮蔽，覆盖。至于那最珍贵也最关键的，使真实得以可能的阿基米德原点，根本就不是个值得关心的问题。相反，真实的原点一文不值，那恰恰是要通过用无休止的表达所彻底屏蔽覆盖掉的东西。
最近比较热炒的，还有韩春雨事件。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这一大类人的作风也都是差不多的：任你风吹雨打，我就比 low 比黑，我就是这么干，你又能怎么样？
看到这些现象，笔者这次想花点心思，谈谈二战和日本的问题。它的前因后果，以及究竟该怎么看待日本？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次战争。它的范围，破坏力，伤亡人数，都极其惊人。在亚洲部分，战争的策源地最初是源于满洲问题，此后进一步扩大，逐渐发展成日本全面侵华。最终由于英美政策上的失误，日本被彻底推向协约国一边，战争越打越大，太平洋战争最终全面爆发。
大家都可以看到：神州方面的历史教科书，官方观点，完全把责任推向日本一方。但根据众多史料反复对比分析，却可以发现：神州的教科书存在大量的造假现象。最典型的，比如满洲事变的背景，起因，关东军的下克上行为，少壮派军人抛开东京的军部，自作主张发动军事行动，以及当时日本文人政府的态度，所有这些，都不是神州教科书所描述的焦点。但事实是不是教科书说的那么简单，是什么「早有预谋」？类似的例子，还有七七事变。实际上，当时日本内部对于战争手段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也根本没有做好对华战争的准备，但神州的教科书一以贯之地采用妖魔化手段，把日本的决策解释为早有预谋。（尤其是著名的编造史料《田中奏折》，这几乎又是一个造假的证据，比 low 比黑的手段）
对于满洲问题的起因，日本曾扮演的积极角色，不只是教科书在造假，神州的整个学界，也几乎是一片沉默。实际上，神州在 19 世纪末期就已经失去对满洲的控制。那么，在沙俄逐步入侵远东地区后，满洲的主权是怎么回到神州手里的？然而，这个积极角色恰恰又是由日本来扮演的。神州的教科书对此绝口不提。当时，在清政府的愚蠢决策之后，沙俄的势力进入满洲，清政府束手无策。由于远东地区的均势局面遭到了破坏，日本很担心沙俄控制朝鲜半岛后会威胁到日本本土，最终迫于形势，日本决定武力介入，出兵朝鲜半岛，进入满洲。这也就是日俄战争。通过这次战争，在阵亡了 9 万士兵后，日本驱除了沙俄势力的威胁，获得了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日本又同清廷达成了协议，把满洲的主权无偿交给给清廷。但同时日本享有在满洲的驻军、铁路和经济开发权利。这一段的历史，实际上是反映出当时东北亚微妙的安全形势，日本是在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积极角色。（类似于今天的美国）
在这其中的问题，比如有些人指责日本是靠抢劫神州来致富。先不说抢夺资源能不能致富，以及日本到底是不是靠抢夺资源来致富，我们先看看日本有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抢夺资源。实际上，至少在当时的满洲，日本人是享有合法的开发权利的。他们修建铁路，开发矿藏，包括经济移民，都应该严格受条约和法律保护。但问题是，历史的进程表明：神州人和日本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群体。日本人的生活方式，高度依赖于法治体系，而神州人却完全相反，热衷于玩弄权术。因此，在这之后，日本人在满洲逐渐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日军驻扎在满洲，保护铁路，同时也可以进行经济移民。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在满洲又被当地政权以各种阴损手法排斥，无法有效保护条约上申明的各项权利。（若说的直白点，这就又是一种比 low 比黑的手段）日本人最后终于发现：自己标榜是多么文明的国家，其实反倒是被戏耍了。（听着耳熟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那么，这个自诩东亚文明领袖的日本政府，当然就会很恼火。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日本到底可不可以就吃次哑巴亏，干脆撤军走人？但很可惜，这无法实现。起码在早期，日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打下满洲，在朝鲜半岛也立足未稳，他们绝不可能从满洲撤军。但到后来，很不幸地，随着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的崛起，一个全新的 Gong 惨猪义大国又出现在沙俄境内。这时日本又开始面临新的压力，满洲的地位甚至变得比原来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更没有可能撤军。（在日军撤退之后，除了苏联，没有其它人能控制满洲）
因此，满洲问题的起因非常复杂，绝不是像教科书说的那么简单。在这个过程中，张学良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非常遗憾，他同样充分展示了比 low 比黑的恶劣品行）仅举一个例子：张手下的两名高官，杨霆宇，常荫槐，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直接被诱骗到张自家客厅里，之后马上就被枪毙掉了。而这还只是一个案例，此外还有很多。如果我们此时谈一谈这个文明和野蛮的标准，张学良的这个做法，那绝对是相当邪恶的。那么。为什么当时的日本人就绝对干不出这种事？这就很说明问题。而张学良用来对付日本人的招术，同样是类似的，尽管他可能不敢直接枪毙掉日本侨民，但显然，各种阴损手段，屏幕上备受美化的张少帅，都会无不用其极。
策划发动九一八的确实是日本少壮派军官，但促成这种零和博弈局面，又是张学良一手促成的。是他为了巩固自己权力，为所欲为，把内部提反对意见的人都杀掉了。张学良还一意孤行，先跟苏联人翻脸，又不断使用各种阴损招术排斥日本人的合法地位，然后张学良又去跟蒋介石套近乎，想借国民党的势力来巩固自己地位。（这正如刘仲敬撰文指出）但问题是，国民党同样非常低能，根本控制不住满洲的形势。所以，诱发冲突的关键问题是张学良始终没搞清楚自己半斤八两，是什么角色，终于自毁长城。（这是神州长期一贯的现象，产生出的政治精英非常善于內鬥和镇压异己，但对大局，对世界的认知又非常低能）等到九一八发生，实际上就大局已定，无论张学良打不打，都没好结果。但张学良的客观作用，消极效果，是大大加深了日本和国民党在满洲和华北的冲突，这为将来更大规模的冲突埋下了隐患。（事实上，张学良后半生再没回过国，这也足以反映出他追悔莫及和不可原谅的心态）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开始密谋，对东京大本营隐瞒真实情况，策划兵变。而东京的文人内阁更是被蒙在鼓里，当时日本人实际上不但没有什么周密的侵华计划，反倒还内讧不止。（这也是当时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跟纳粹和苏联的根本区别）只是没想到歪打正着，少壮派军人的冒险行径，居然取得了极大的战果，变成完全彻底的成功。而胜利者又是不受惩罚的。本来要上军事法庭的少壮派军官，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文人政府虽然像吃了苍蝇一般，却又不得不欢欣鼓舞。但对于当时日中双方而言，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早已为后来更大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至于七七事变，整个进程同样是类似的。冲突起因于日本在华北有少量驻屯军，这只日军，归东京大本营直接指挥。当初日本政府提出设置驻屯军的本意，是为了避免战争。因为关东军的指挥权相对独立，以前有过兵变的先例。日本政府很担心关东军会不断跟关内的国民政府军队发生摩擦，诱发事变，所以才搞了个夹心驻军的设计。也就是在华北北平天津一线，驻扎少量日军。（这支驻军跟主权无关，所在地主权归属国民政府）这样可以把关东军跟国民政府军队有效隔离开。这一方面可以避免冲突，另一方面也可以阻隔日本担心的所谓赤色分子的渗透。当时日本对 Gong 惨猪义的兴起非常警惕，这也是促成日本同德意缔结反 G 同盟，最终加入轴心国的原因。但非常遗憾，尽管日本一些高官早有先见之明，想避免冲突扩大，但最后仍未能免于失败。（在这之中，苏联的渗入和挑动也是个关键因素）
关于七七事变发生发展的具体细节，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用网络查看一些相关详细情况。比如北平的广安门事件，廊坊事件，通州惨案。还有后来上嗨虹桥机场射杀日军军官的事件。我只概括一下这些事件的共性：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国民政府一方主动挑衅，射杀日本军官或平民，最后冲突扩大，导致局势失控。（又是比 low 比黑，甚至此后还拿被屠殺日本侨民的血腥照片反诬一口，称之为日军屠殺神州人的照片）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当时的日本虽然没有英美那样的民主制度，但它是严格奉行法治的。天皇是作为国家的象征，理论上拥有最高权力，有最终的决定权。但天皇同样是法治的象征，他要守护宪法，遵奉明治先皇确立的先例和传统。那么，除非出现重大问题，否则天皇一般不会直接介入具体决策。（日本的终战是为数不多的天皇直接拍板介入具体决策的例子）对于内阁和军部，天皇实际上是放手让这些机构自主决策。应该说，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壮大，跟日本明治宪法的一些设计上的缺陷，以及裕仁天皇扮演的这种「无为」角色，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必须得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逐步壮大，跟当时神州的内部状况是高度相关的。神州的军阀政治，本身就是不断刺激并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壮大的最重要激素。由于摩擦不断，而日本的法治体系跟神州又无法兼容，在没完没了地出现纠纷后，问题就很难解决。这最后造成一个效果：就是日本的那些温和派政治家，亲华派文官，根本无法有效处理神州问题。在处理神州问题时，日本的政治家经常束手无策，任何规则、协议最终都无法落实。日本的政体又高度依赖于规则体系，但日本企图把规则体系强加于神州又适得其反，不断引发更激烈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对华越是友好的日本官员，最后就越是自毁前途。因此，这些温和派所扮演的角色，往往都是很可悲的。（最后连策划九一八的石原莞尔都因为反战变成了异议分子）这最后就不断形成恶性循环，不断导致强硬派乃至军国主义分子轮番上台，最后导致战争全面爆发。
在神州流行的对日本的各种妖魔化，还不只是体现在对战争起因的描述。对于战争的进程，很多细节，同样存在着无止境的妖魔化。比如最著名的南京大屠殺，日方至今不予以承认。应该说，在战争中出现杀戮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军人的屠殺，对于平民的屠殺，战斗对象，非战斗对象，一般还是要区分清楚。在 1937 年的南京是不是出现了日军针对平民的屠殺？综合国内外的资料分析，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但规模到底有多大？神州官方给出的 30 万人的数字，放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尺度内，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内容。包括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纪念馆，其中的证据材料，早就多次被国内外人士指出存在着造假现象。比如不实照片，把夏天的照片当成冬天发生的大屠殺证据。还有名录，遇难者名单，被人发现每个名位之下放的都是同一个人的复印材料。还有所有实名统计的遇难者材料，只有约 1 万份。先不说数字真假，考虑到战俘问题，其中平民人数到底有多少？（又是难得糊涂）
还有犹太人的问题。神州官方在几年前曾经闹过一次笑话。就是最高领导人跑到德国访问，非要拉着德国总理默克尔去访问犹太人大屠殺纪念馆，结果被对方拒绝。这个邀请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拿犹太人大屠殺跟南京大屠殺类比，说事，最终是要影射日本人。但很显然，神州政府的这些最高智囊群体，在对日认知的问题上极其无知。这才会诱导国家领导人闹出这样的外交笑话。默克尔为什么会拒绝这次邀请？因为日本在整个二战的进程中，扮演的不但不是屠犹角色，甚至还是犹太人的守护者。（纳粹德国曾要求日本配合屠犹计划，但日本高层始终没有执行，尽管当时日德是盟友）默克尔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看看当时犹太人在神州的分布情况就会明白，犹太人实际上是伴随日本的势力而存在的。在满洲，由于日本同沙俄的敌对，以及此后苏联的迫害现象，大批犹太人聚集到哈尔滨，这是第一波。而后来，由于二战爆发，欧洲大批犹太人出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跑到了上嗨，这是第二波。当时上嗨恰恰是被日本人控制的区域。随着日本战败，神州的犹太人很快就撤的一干二净。日本人之所以同情犹太人，一个原因是在文化上，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日本文明属于犹太人最初 12 个部落中的一个分支。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同苏俄的对抗关系，导致日本需要扶持这些犹太人来制衡对手。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日本人最初想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那么获得犹太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后来这种尝试失败了，战争终于爆发。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日本确实要对战争的爆发承担责任。但无论如何，英美在整个决策过程中，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发现很多政策性的失误。比如，珍珠港事变的爆发。这是日方不宣而战，发动的偷袭。但珍珠港事件的前提是美国已冻结了日本所有在美财产，并进行能源禁运。请试想今天美国若冻结神州全部在美资产，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日本内部本来有很大的反战声音，这跟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但美国冻结日本财产，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宣战，这就导致日本内部的翻盘。随后出身于关东军的东条英机（他恰恰是在神州战场上通过激烈反复的较量而成长出来的最强硬派）爬上了首相的位子，这才导致珍珠港事件。而此前，石原莞尔，米内光正，包括山本五十六，都是反对扩大战争的。连近卫文麿都不想开战，天皇本人也态度比较冷淡，迟疑。最终是东条的上台，彻底打破了日本内部的平衡。
实际上，美国人对于远东事务的看法，也一直都是存在问题的。美国政府一直都有过于简单化、想当然地看待亚洲事务的倾向，这是它从当年到今天，从来都没能处理好东亚问题的根源。
必须要看到：在整个战争的进程中，日本的情况跟德国完全不同。德国在战争后期也发生过刺杀希特勒的事件，险些成功，甚至导致隆美尔被处死。但那只是军方一小部分人。由于希特勒长期干预前线指挥，导致德国一再军事失利，这些人认为只有除掉希特勒，德国才能不走上绝路。而日本并不是这样的，日本的政体比德国更开明有序，内部反对扩大战争的人要多的多。但这里面有几个关键原因，导致日本最终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首先，日本无法有效解决神州问题，它介入满洲之后，就进退两难，所有的温和派，亲华派文官，在处理神州事务时全都脸面无存，自毁前途，所以，只有强硬派才能主导对华事务。其次，在日本内部，强调富国强兵的声音太大，军国主义势力占优，尽管也有不少人反对，但在具体决策中控制不了形势，反对无效。最后，英美的对日政策也有很多失误，最终把日本推向了协约国，进而导致日本内部的形势恶化，这最终造成日本的对华战争扩大为二战的一部分。
还要特别提到苏联的问题。有些人说苏联对日作战是反法西斯的胜利。但实际上，日本跟苏联早就签了中立协议，日本从来没破坏过这个协议。即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苏联最岌岌可危的时刻，日本人也严格遵守协议，没有出兵威胁苏联。而从日本高层的决策过程来看，日本对于跟苏联签订中立条约是相当满意的。甚至于，在中途岛海战期间，山本五十六还寄希望于通过摧毁美军的航母编队，来逼迫美国跟日本签订一个类似于日苏之间所缔结的中立的条约，来形成太平洋上的均势。反倒是苏联在战争末期，急于抢远东的肥肉，用反法西斯的名义，主动破坏协议，倒打一耙来切割日本。与此相关的又是美国的政策失误问题。美国使用原子弹，督促苏军进攻并占领满洲，这是源于杜鲁门的决策。这是偶然事件，是罗斯福突然去世，才导致杜鲁门接替总统职位，而恰恰是他把事情搞坏掉了。时任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明确反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因为他认为当时日本已经战败，必然会投降。而杜鲁门作为临时接任的总统，可能是为了邀功，急不可待，非要使用原子弹，并急于让苏联介入。但随后他很快就把事情搞砸了：国民党溃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伤亡惨重。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历史进程看清楚，才能谈得上什么正确的认知。
神州教科书对战争进程的描述，总是夸大神州战场的作用。似乎神州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但在事实上，到战争后期，神州战场并不重要。比如日本始终没有对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发动最后攻势。直到战败投降之前，当时日军还牢牢控制着大半个神州。日军之所以迟迟没有下决心打下重庆，并不是日军没有这个军事实力，而是基于整体的战略考虑。在这方面，神州对战争的描述并不真实。日本是个海权大国，它必然更侧重日本本土和太平洋，最后才会形成这种局面。而如果按照冈村宁次的建议，日本恐怕早就发动进攻，把整个西南地区全部拿下。但对天皇来说，这没有意义。即使拿下整个神州，但在太平洋上失败，那日本本土还是保不住。那么发动大规模战役，消灭国民党，它的作用就只是延长战争，却改变不了整体局面，日本还是要失败。所以天皇后来就反对日军在神州发动大规模战役。冈村宁次的建议没有被日本高层采纳。
总之，战争的进程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是侵华战争诱发了日本军国主义做大，之后造成形势失控。美国，最初并不愿意介入远东的纠纷，因为苏联鼓吹 Gong 惨猪义，不但威胁日本，对美国也是威胁。日本在远东大陆地区做些动作，对美国没多大威胁。但问题是：日本跟神州的摩擦没完没了，越打越大，到后来打下大半个神州，结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就不断刺激出越来越强的军国势力。这又进一步助推了军国主义主张，导致日本开始图谋东南亚，以维持其在东亚的稳固地位，甚至去海上扩张，这是后来的趋势。所以英美开始感到威胁，制裁日本，但这又把日本彻底推向协约国。但无论如何，核心的问题还是源于日中纠纷，当时确实是谁也控制不住形势。这两群人的观念，两套制度体系，也完全不兼容。当时日本人不得不介入满洲，但这个导火索就不断引发后来的冲突，随后日本内部也逐渐出现问题。而神州内部也问题重重。这是诱发战争的主要根源。
综合各种信息判断下来，神州对二战历史的认知存在很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判断神州战场的地位？应该说，从战争的起因来说，神州战场的地位非常重要，跟欧洲并列。但是，从决定战争的胜负和战争结束的原因来看，神州战场的地位却并不重要。因为，决定日本命运的较量是在海上，是太平洋。这也是日本在侵华之后逐渐停止在神州投入更多兵力的原因。日本侵华的动因并不是所谓早有预谋的计划，而是源于自满洲问题开始的不断摩擦，导致形势失控。但日本的入侵又无法达到它期望的结果，即促使神州政府认输，承认以往的政策错误，承认日本的地位。所以就这么没完没了地打下去。直到打下大半个神州，战争仍然遥遥无期地继续。这是出乎日本最初预料的局面。
第二个问题，是到底该怎么判断日本的角色？日本作为战争发动者的角色，存在罪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时应该看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在满洲的存在，也有它的积极意义。我们从后来的进程尤其能看出这一点。在日本的势力被彻底驱除之后，东亚大陆没有变的更安全，很快就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在此之后，朝鲜半岛又发生了非常血腥的战争。（韩国除了作为美国塑造的产物，同样也是近代日本的重要遗产）而到了 1969 年，中苏之间又爆发冲突，险些导致核战。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又开始出现朝鲜核危机。直到今天，朝鲜的核武器越来越多，这样发展下去，随时都有可能诱发核战。但在神州官方的描述中，只是因为二战的失败，日本的所有影响，就都变成了消极的含义。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当时的世界跟现在完全不同，人们看待世界的观念也很不一样。在七七事变之后，当时的日本高层倾向于认为：发动对华战争无非是另一场日清战争。日清战争是什么样的结局？清政府打败后就认输了，割地赔款，签订和约。所以日本高层并没有那种事后的远见，看到后来那些不断发生的连带反应。结果，战争进程跟日方预料的不同，日本怎么打，战场上不断胜利，但神州始终不认输。这个效果最后把日本拖垮了，内部逐渐就出问题了。而这里面，则反映出世界格局的变化。在日清战争时，民族主义和 Gong 惨猪义都没有兴起，但日本侵华时这两大思潮在全世界风起云涌。时代已经不同了，当时日本的决策者并没有看到这种世界局势的变化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然而，毕竟谁也不是神仙。我们现在评价过去可以说的很简单很容易，一二三四，如数家珍。但将来的事谁能看的清楚呢？我们真的很有资格，去嘲笑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如何的愚蠢吗？我们真的能够预测将来的世界大势会如何发展吗？先好好看看朝鲜的核武危机吧，也许就在某一天的清晨，噩梦方醒，闪光和蘑菇云却突然从远处升起，只在一瞬间，一切从此迅速结束。
关于二战与日本：几点回应——王键
（说明一下：此文刚发布，就再次被编辑从最新发布列表中剥除。很无语啊，这就是随处作弊的生活方式）
前两天发布了那篇「请勿妖魔化日本」的文章之后，质疑的声音立刻扑面而来。这不算出乎意料。但后来在该文下面留言的人，有不少人都歇斯底里，甚至破口大骂，实在又是比 low 比黑。怎么说呢，有个不得不指出来的现象，就是在神州，为什么那些更倾向于普世价值的人，对欧美日澳更有好感的人，大多会体现的更开明，更礼貌，更文明，而那些更喜欢自我标榜独具特色，自己有多么伟大光荣正确的神州身份的人，却很容易在对争议问题的讨论中，斯文扫地，甚至于不折腾个鸡飞狗跳，遍地鸡毛，那就绝对不会罢休。
这个现象是不是偶然的？笔者以为，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甚至也不是局限于上世纪神州跟日本持续不断的冲突过程中，它不是因为日本侵华才出现的。早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在神州人跟外部侵入的所谓先进文明的反复较量的过程中，就长期持续地出现过类似现象。
这种现象，其实是凸显出神州文明自身在跟现代性接轨时所遭遇的重大合法性危机。我曾经在「『毛诞节』的世界史含义？」一文中，简单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主要是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神州在起源过程中的异变现象。但政教关系并不是一个文明的全部内容。神州人经历过上千年的漫长「世俗洞穴」特殊组织形式，这就决定了它在面临一整套全新的差异文化体系的冲击之下时，内部不可避免地会持续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分歧。而上述形成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激烈较量，实际上就是神州无法逃避因而要面临的文明重构过程。这其实是神州的独特命运。
而这种重构究竟能不能成功，最后到底谁能够主导？这恐怕将不但成为决定神州未来的命运，而且也会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这是前所未有的终极较量。这将是这个世界的最终命运。
以下，根据一些网友的提问，再详细谈谈与日本有关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先说明这个视角的问题。很多提问者都特别倾向于强调自己的神州人身份。但熟悉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很清楚：研究应当是严格地客观中立的。如果你根本做不到客观，那么你的研究必然不可靠。如果有人认为神州人有神州人的真理，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真理，那么这个世界上必然就不会有真理。这里我借用一下刘仲敬的说法。刘仲敬，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非常著名的青年学者。我感觉，在我熟悉的领域里，在目前能看到的范围之内，刘仲敬，毫无争议的，是神州学者当中水平最高的一位。他高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用葛兆光来对比一下。读刘仲敬之前，我很喜欢读葛兆光的文章。葛先生也是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教授，国内顶级学者。他谈神州古代史的一些文章，写得相当好，让人赞不绝口。但是，在我读了刘仲敬之后，我才突然发现：葛兆光显得黯然失色，读起来索然乏味。也就是说，刘仲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他那种想象力，穿透力，超级悟性，你看了之后，会恍然大悟：原来人类居然也可以这样思考。而相比之下，葛教授虽然功夫也很深，但就显得没有想象力，尽管他也很博学。
刘仲敬有过这样一种描述：就是假定在地球之外，比如天狼星附近，有这么一群外星人，他们从来没来过地球，对地球人的各种恩怨一无所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他们来观察地球人的行为，会得到一种相对而言最接近于客观描述的洞见。我借用下刘仲敬的这个说法：假如这些来自天狼星的外星人，在上世纪偶然地观察到中日冲突，而且从世纪初持续观察到现在，他们会怎么看待中日之间的纠葛？
当然，我们所假定的这群外星人，并不是猩猩，或白痴。他们的智力应当是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他们在观察中，同样可以理解神州人或日本人各自的独特文化，并能够移情潜入不同的文化体系，来理解神州人或日本人在面对问题时究竟会怎么思考，会怎样判断形势，最终又会如何决策。
在我所假设的这些前提之下，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客观真理是永远无法完美实现的，但相对更准确地表述和理解一种历史状态，又应当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理解会完全不同于一部分民族主义者所设想的视角主义情景，在他们看来：是非对错是不可能的，或永远会即时变幻的。而理解也是不可能的，客观描述更只是一种神话。因此，在神州的民族主义者以及虚无主义者的构设中，所有的历史情境，一切的博弈，都只是取决于谁掌握着权力，谁更加善于撕咬，或者说：究竟谁会掌握野蛮的力量。但这种历史，显然不是我的文章里所描述的在天狼星人眼中可能存在的历史。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篇文章是不是要为日本翻案，甚至推翻东京审判。这显然是个假问题。因为在整个文章中，我讲的很清楚：日本是战争的发动者，它存在战争罪是没有疑问的。这篇文章通篇论证的根本也不是说日本无罪，它主要在谈战争的整个前因后果，里面出现的很多争议，以及指明神州对战争的历史记载和理解存在着很多问题。在逻辑上对史料推演，神州的大量的记载，理解方式，根本就说不通。假定上面表述的天狼星人始终在观察地球表面的现象，它们一定也会发现这种问题，而且还没完没了，一个接一个，都没办法解释。那么，或早或晚，神州人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正确的态度，不是去指责谁要翻案，或别有用心，而是要客观地看待问题，不断反思自身，最终用理性的方式解决掉神州在对历史的记录和对战争的理解中的诸多夸大和不实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从现在的形势看，说得夸张点，神州跟美国的关系已经开始摇摇欲坠。那么，很多熟悉历史的人都能看明白：神州现在对付美国，使用的各种手法，跟当初对付日本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如果你要谈东京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就必然是以美国的战争叙事为中心而书写的。这个叙事，就美国本身而言，由于它特殊的政体和文化形态，确实是相对客观的。即是天狼星人来挑毛病，也不会有太大的颠覆。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朝一日，假定美国，以及这个源于二战的雅尔塔体系的世界格局，今后突然间崩溃掉了，那么这个东京审判还会不会是一种共识？那么在这些民族主义这所鼓吹的不可撼动的东京审判的神话当中，其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在对东京审判的书写和记忆中，神州人这个群体的态度始终都是非常功利主义的，无法摆脱这一特殊的视角主义传统。这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审判对自己有利，那它就是对的，而如果对自己不利，那它就可以抛开。但问题是，从神州这样一种态度，以及从目前神州跟美国的关系来看，这种视角主义和现实的态度本身就在不断破坏着整个以往格局的延续。
换句话说，这篇文章本身确实无意于为东京审判翻案。尤其是各主要战犯和从犯，早都已经被判决执行。从来也没有人想为他们翻案。但神州人同时必须要认识到：真正能让东京审判的翻案成为可能的，并不是任何别人，而恰恰是神州人自己，尤其是神州的民族主义者这个特殊群体。
第三个问题，就是日本对神州的图谋，究竟是不是一以贯之，甚至是个延续千百年的现象？早有预谋这个说法非常不客观。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是个海权国家，在最初阶段，由于交通工具的落后，它是相当封闭和安全的。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它没能力也更没兴趣去扩张。日本在历史上，也基本上是亚洲战乱最少的地区。它内部长期维持这类似于神州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况，到处藩镇割据，在近代之前几乎从没没统一。日本从最初到现在，一直维持着天皇的血脉，从没中断。但日本的天皇在明治维新之前，完全是国家的象征，没有实权。所以，日本内部在古代是以相互制衡的局面为主，这跟神州的集权传统不太一样。那么，从唐朝开始，日本在内部相对比较统一的年代，曾经介入过朝鲜半岛的事务，但神州的历史书简单地把这种介入称之为入侵，这是不客观的。实际上，唐朝皇帝远征高丽，持续十几年，战争极其残酷，最后消灭了朝鲜半岛上的主要国家。但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半岛南端的国家，并不愿意接受唐朝的统治（这就类似于今天的韩国），而更倾向于让日本介入，帮助自己形成独立的地位。日本介入的战争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这显然不能被归入侵略战争的行列。后来到明朝，清朝，在朝鲜半岛也都发生过类似的战争。包括甲午战争，是由于清廷跟日本争夺朝鲜而引发。但朝鲜半岛南部一直更倾向于日本，所以在朝鲜半岛的多次冲突，无法被简单地解释为是日本图谋神州的企图，或者进一步上纲上线，说成是日本侵华的前奏。
反过来，南宋末年，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则对日本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在第一次远征失败后，忽必烈下决心，前所未有地，动员了 20 万水军以及大量战舰的强大兵力，贴近日本列岛，并在临近的岛屿上登陆。但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而来的台风摧毁了忽必烈的远征舰队，最终让日本不战而胜。但忽必烈这次远征对日本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这也是日本人对神州的历史认知中的重要记忆。
也包括在甲午战争之前的 1886 年，发生了出名的长崎事件。清政府的舰队在日本长崎的港口停泊，水兵下船集体嫖妓，结果在妓院因为不愿排队等争议引发冲突，此后又进一步升级，造成与当地平民和警嚓的大规模械斗，双方都有多人死伤。最后清政府是以舰队开炮为威胁而施压，逼迫日本政府做出让步，解决了这次外交纠纷。但这次事件就给日本人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这也是日本后来举全国之力打造海军的动因。但在神州的历史教科书上，对这类事件都绝口不提。还有伊藤博文被暗杀的事件，伊藤是很著名的亲英美政治家，典型的温和派（二战前日本最重要的自由派领袖，西园寺公望，就是伊藤博文的门生）。作为元老级人物，他是当时日本内部最重要的制衡军人势力的力量。如果伊藤不死那么早，日本此后军国主义势力会受到更大的遏制。但问题是，日俄战争才过了没几年，伊藤就在满洲被朝鲜激进分子安重根暗杀了。在和平时期暗杀日本朝野威望最高也最重要的元老级人物，这就是恐怖分子的行为，这更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内部的激进军国主义者。而至今，中韩还在神州的东北为安重根设立纪念馆，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反省。
对于日本对神州的图谋，还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这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政体。实际上，在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中，除了天皇的地位不可动摇，所有其它的官员，包括内阁总理，都是随时可以变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说日本一如既往地就有侵华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具体策划和实施者是谁呢？是天皇吗？但问题是裕仁天皇本人也有反战倾向。那么，是某个总理，或者大臣吗？显然也不是，因为日本政坛的更替是很快的，不断地重新组阁，尤其在早期，这些人前后更换，对外对内主张都大相径庭，构筑一个前后一致的计划，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主张日本侵华早有预谋，一以贯之的说法，实际上是根据神州人内部的政体特性，或阴谋论，而以己度人。这个判断，是先预设认为日本的政体特性跟神州是一样的。所以认为日本人早有图谋，制订了侵华计划。这不符合史实。上次已经说到过，著名的《田中奏折》，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个奏折是伪造的。有人说：事后的过程，跟这个奏折一模一样，但这不能叫作严密的证据，而只能说是事后巧合。
学界还有个著名的说法，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尤其在国际关系领域，大国之间，由于世界结构的特殊性，大国的力量举足轻重，那么一旦敌意相互建构，就必然会诱发战争。比如今天的中美关系，好多神州人也整天在叫嚣「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认为「美国早就预谋要灭亡神州」，那么将来如果有天真的爆发战争，最后核弹四处开花，世界一片毁灭，那么这些人是不是也可以骄傲地说：是他们高瞻远瞩，最先准确洞察了美国的邪恶意图，甚至预言了美国早就有灭亡神州的计划？这种思维方式，非常可笑。尤其是当我们用那种天狼星的视角来观察，天狼星人就会发现：神州人很特殊，这是个始终都在表述「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自毁神话的群体。对日本人，他们这么构设，结果真的发生了。对苏联人，他们也这么构设，结果差点核弹开花，只是借美国的幸运之手，与死神擦肩而过，而且最后有极大地幸运还把苏联搞垮掉了。而如今，这样一群人又再次构设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的新版「田中奏折」，那将来到底会怎么样？这没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如果构设成功，恐怕只有天狼星人才能完整地看到结尾。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满洲国的一些历史细节。比如，有人提出：张作霖被炸是个关键的历史事件，为什么你只提张学良，不提张作霖？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才是最重要的？我说张学良是关键，这是因为发生了九一八，随后满洲国出现了政权更迭。这是个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张学良是个关键人物，他有决定性。至于张作霖，他虽然被炸身亡，但满洲还是张家的，张学良随后就接任，政权没有发生更迭。至于张作霖被炸身亡，虽然很血腥很不幸，有人也借此宣扬仇日情绪，但从学术的角度，这个事件是次要的。而且，张作霖到底是怎么被炸的，至今仍有争议。现在同时有两方的证据：日本，苏联，都有嫌疑。这个案件仍然没彻底搞清楚。而张作霖跟张学良的角色不同，他有驾驭形势的能力，张极度反 G，最仇恨他的是苏联，当时日本是他的盟友。所以这个事件仍有悬疑，而且本身也不是关键转折点。
还有溥仪的问题。实际上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最关键的节点，他是作了伪证的。这非常难以想象，这也反映出神州和日本的天壤之别。对日本人而言，天皇作伪证，那太难以想象。但溥仪就是公然作伪证。这个关键证据，是当年他派人去日本活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和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用黄绢各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希望日本介入满洲并建国的意愿。满洲国就是由此而成立的。到 1946 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南次郎出示了这封信，证明溥仪充任满洲国皇帝出于自愿，继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值得一提的是，溥仪在黄绢上的落款赫然是：「宣统御玺，今上御笔。」但溥仪现场矢口否认，反咬一口称日本人造假，说黄绢和笔迹都是假的。溥仪这是在作伪证。而且，实际上，溥仪在日本战败后，早就被苏军带走了，在苏联境内生活，他甚至跟斯大林直接表达了留在苏联的意愿。他根本也不愿意回国，但斯大林也不愿意因他而卷入神州的内部事务，最后还是把他送回来了。所以溥仪是很害怕的，他为了能活下来，就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作伪证。因此，溥仪的各种证词，说他如何被迫，如何没有自主意愿，那根本是靠不住的。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日本的法治状况。有人质疑这一点，说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不可能有法治。但问题是，当时的日本就是个法治国家。我们看看纳粹德国，意大利，甚至苏联，都有大量的政治犯。但很遗憾，当时的日本几乎没有政治犯。就是说，战争归战争，但日本内部是有着正常的秩序的。有些人可能因为反战，或者反对当权者，最后下场也不太好。但这跟德意，苏联，包括当时的神州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比如石原莞尔，他因为反对东条英机而从军队高层解职，提前退伍。但此后战事不利，他因为早被剥离了权力，就在京都大学对公众的演讲中，公然宣称：日本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也不是神州，而是东条英机，是梅津美治郎，而且他们都应该被枪毙。当场引发哗然。但石原莞尔依然安然无恙。虽然他失去了高层的官位，他的人身自由没有任何限制，也没受到任何政治迫害。这就是日本的法治特性。
实际上，早在当初国民党元老们最早的活动期，他们反对清政府，就是依托于日本的庇护而起家的。这些革命党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日本人的保护和支持（这种支持主要并不能理解为由日本政府提供的官方支持），而这又跟当时日本的法治特性有很大的关系。日本的各种民间组织，自由多元，非常兴旺发达，一些日本人很同情清朝的革命者，这就使得当时的日本政要跟当时以及后来的神州事务形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包括后来国共两党的很多骨干，蒋介石本人，都有深厚的日本背景。
这里插一段关于南京大屠殺的史料。之所以会发生南京大屠殺，就跟松井石根以及蒋介石的日本背景有关。松井石根和蒋是老熟人，他对蒋介石很有看法，认为蒋介石鼓吹抗日，屡教不改，是对日本背信弃义，所以他在战争中力主一定要打下南京，也就是当时神州的首都。这是作为一种最高级别的复仇（虽然事后证明打下来也没用）。但问题是，日本政府最初根本就没有制定日军北上进攻南京的计划。在上嗨登陆的部队叫上嗨派遣军，而东京大本营事先就划了红线，禁止部队越过无锡一线。当时日本内部的不扩大派还在占上风。是松井石根再三要求北进，开始时连续遭到大本营制止，但人算不如天算，后来大本营内部的主战派跟不扩大派的力量对比意外翻盘，经过激烈辩论，本来划定的红线又被撤销，允许松井北进。结果这支日军部队孤军深入，打到南京，还俘获了大量战俘。很可能是因为补给跟不上，再加上孤军深入，境况比较复杂危险，就出现了不择手段的杀俘现象。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南京大屠殺的起因，可能也是最主要的部分。
还可以用日本天皇终战时的决策过程，来很好地表述一下日本的法治状况。实际上，天皇并不是必须直接介入终战的决策。但历史的进程大致是这样的：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上午，天皇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当面对相持不下持续磋商依然没有达成共识的主战和主和两派，裕仁决定下令停止争吵，并要求内阁首相铃木起草诏书，准备结束战争。也就是说，当时主战派和主和派达不成共识，怎么讨论都没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天皇拍板了，决定终战。那么，如果当时主战派和主和派有一方明显占优势，那天皇就根本不会介入。比如主战派言之有理，说要接着打，主和派论证了半天，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最后首相会拿出方案，上交天皇，在这种情况下，天皇自然也给不出什么很好的反对意见，那就必然会通过。（有些人会说既然打不赢，那当初天皇为什么要批准开战？天狼星人会提醒你：因为这都是事后诸葛亮，战争本来就是失控和无法预测的产物。在事前极度复杂的形势中，几乎没有谁能准确地预测出战争到底会形成什么结果。否则所有的战争都根本不会开始，或者就不会扩大，以至于不能再被称为战争）。
日本的法治状况，大体上是这样维持的。天皇更多地是法治的守护者，他要维护宪法，要维护先皇确立的传统和规范。虽然他有人事权，可以任命各级官员，但这可不是为所欲为。而对于这些具体的决策，天皇并不会直接介入。而天皇之下的这些官员，他们也必须维护天皇和宪法的权威，同时又通过很有竞争性的方式来实现决策。这种方式在对内治理方面，是很有效果的。这跟神州的情况不同。神州都是最高领导决定一切，每个局部都复制这种模式，他想怎么做就会怎么做，谈不上什么规范，神州始终也谈不上法治。不是说日本没有问题，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多次发生过内阁的重组，有时确实也找不到太好的组阁人选，但还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日本还多次发生政治暗杀，甚至政变，有多名首相遇刺身亡，包括著名的二二六兵变。但总体上看，日本的政体还是秩序井然的。除了二战对外发动战争这一点，它没有控制好，意外失事，在内部，日本还有很有秩序的，一直都有比较良好的运作。
第六个问题，关于苏联的角色。这个上次我没怎么展开说。实际上，苏联在日本侵华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刘仲敬写过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叫做「苏联与日本：20 世纪远东的博弈者」。有兴趣的可以好好读一读。我在这里主要指出两点：一个，苏联一直在通过各种谍报和渗透活动，在神州境内给日本制造麻烦，不断诱使中日双方开战。比如当时神州内部的红色力量，这就跟苏联的支持直接相关。那么国民党同日本开战，显然国民党的力量会被摧毁，这是符合苏联的战略意图的。再一个，当时苏联在日本的谍报工作也异常发达。著名的东京佐尔格间谍案，导致长期担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私人秘书职务的尾崎秀实被直接卷入，近卫内阁泄密案爆发，这也极大地打击了日本温和派的势力，大大提升了东条英机这些强硬派的政治影响。尾崎秀实是左翼人物，亲华派，也是日本著名的记者。尾崎秀实还是著名反战人士，曾在朝日新闻发表过非常著名的文章，预测日本侵华战争将会导致日本失败，由此也能看出：日本当时的气氛，包括它的舆论和媒体，相对于其它国家，都是相当自由的。
第七个问题：我再说一下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中的史料真实性问题。第一个，是发生于大连旅顺的屠殺，这是神州所说的日本早期罪状之一。但有史料表明，事件的诱因是此前有大量日本战俘被清军用毁坏肢体的方式集体屠殺，进而引发日军的报复行为。但神州历史教科书隐瞒真相。第二个，是济南惨案。这次事件蒋介石也参与其中，但神州的记载同样隐瞒真相。据日方的记载：事件的真实起因，是北伐军进入济南城后，虽然日军已经表达了配合的意愿，但因国民党对满洲问题的不满而鼓动仇日，导致连续获胜后因而变得骄横的北伐军士兵情绪失控，反复挑衅，射杀日军士兵，打砸日侨商店，还屠殺了一部分日侨，进而引发日军开炮报复。刘仲敬在一次演讲中，特别提到过济南惨案，后来国民党使用的日军大屠殺照片，有些居然是济南惨难中被杀的日侨照片。包括后来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国内报刊上刊登的一些日军在神州的生活照片，本来跟屠殺没有任何关系，却被国民党用来造假，替换成用于宣扬日军暴行的照片。
而这种手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前后一贯的。类似的事件，同样被人指出曾发生于通州事件，下面有一个知乎的链接，据称这些照片就被国民党用于宣传日军暴行。而知乎的作者在了解真相之后，也非常愤懑地质问其它读者：「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要用通州事件的图片来证明南京大屠殺？为什么我们要把神州人虐杀日本人的图片颠倒成日本人杀神州人？」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191118/answer/91164625
（照片血腥，请慎入）
而国内的学者，对此基本上是一片沉默。除了刘仲敬，很少有学者会公开指出这些造假现象。
第八个问题，是关于犹太人，我再详细补充一下。犹太人同日本人在满洲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国内有报道：早在 1904 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各布 · 希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由于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了反犹暴行），筹集了 2000 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在战争中取胜。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
而最初满洲的犹太人是大部分来自苏俄，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的是苏俄的大规模排犹运动。来到神州东北后，比大陆腹地更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他们大部分在此定居下来。到二战之前，日本人又搞出了「河豚鱼计划」，日本人开始时认为，从纳粹手中援救欧洲犹太人，将会使日本得到美国犹太人坚定和永久的支持。后来犹太复国主义就出现了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是计划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另一个是计划在满洲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迫于各种压力，犹太复国主义的决策者最终放弃了满洲方案。虽然后来仍旧有部分犹太人不愿意放弃，并且日本也仍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并影响美国，但「由于神州人民的不懈反抗始终使得他们生活在恐怖中，最终他们也都离开了满洲。」（这部分可以参考百度百科的内容）
还有，从 1931 年的「九 · 一八」事变到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期间，日本政府采纳了犹太问题专家提出的一些措施，如允许哈尔滨、上嗨、神户等地的犹太人在一起召开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鼓励东北三省的犹太资本家经商办实业，并通过他们吸引犹太资本「开发满洲」，对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嗨等地持默许态度，千方百计与美国犹太人组织拉关系，希望通过他们来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虽然没有达到其初衷，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华犹太人的处境。如在上嗨，日本当局对各个租借区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采取了不干预的政策。日本还先后在上嗨市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援。在 1943 年 2 月之前，犹太人在上嗨拥有三份报纸，两所小学，可以从事其宗教和娱乐活动，甚至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1 年初，一千多名波兰犹太难民持过期的过境签证前往日本神户。日本政府网开一面予以收留。以后，又出于不愿得罪盟友德国的政治考虑，同年把这批难民移送上嗨。（以上材料可参考神州国内报道文章）
而在整个二战期间，解救犹太人最著名的人士，就是日本外交官杉原千亩。他一个人就签署了几千份签证。有一些人反驳说，当时神州驻维也纳外交官何凤山和满洲国外交官王替夫也前发过很多签证，而且数量更多。但到目前为止，有据可查的说法，是杉原千亩最多。何凤山，号称前发过很多签证，但具体是多少，没有留下证据。王替夫也是类似的，到底签发了多少，缺乏证据。而且王替夫跟何凤山还不一样，他本身就是按照日本人的指示来决策。上面也说过了，日本人本来就要搞河豚鱼计划。
因此，在神州的犹太人，他们跟日本人的关系，确实是非常特殊的。神州人恐怕要面对这个事实，尽管当时神州跟日本是敌对的关系，但这跟日本和犹太人的关系是两回事。神州无法用反法西斯的名义，把纳粹屠犹的罪行扯到日本身上。而且，日本当时鼓吹的是五族共和，亚洲共荣。这跟纳粹鼓吹的日耳曼人最优等的种族主义，不但扯不上关系，反而还更像是相反的主张。
请停止妖魔化日本：二战与日本的角色——王键
这几天网络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很多，铺天盖地的架势。一看新闻，才知道官方再次高调地公开搞大规模的祭奠仪式，是有意在大幅造势。看了不少网络上的评论，尤其是大多数普通网友几近不加思考的观点，确实是很让人担心。而官方如此高调地拿南京大屠杀来反复说事，煽动激进民族主义情绪，这很成问题。这并不是说不能纪念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也是有一定依据的，纪念一次重大悲剧，当然是有意义的。但现在官方做的这个姿态，问题很多，它不是解决问题，更没有占据道德高地。
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尽最大力度来还原历史的真相？恐怕远远没有。网上的主流观点，多数中国人认为，还原历史真相就是怎么才能想方设法，凑足那 30 万人的数字。这种对「真相」的理解，真正是匪夷所思。这里面就表现出，中国人在集体行动乃至无意识之中，经常会有难以避免的「集体造假」乃至「集体败坏」的现象，在处理南京大屠杀这种事件时，同样暴露出这种基本特性。
像刘仲敬，早就多次撰文指出过，南京大屠杀，以及中国人很多对日本在华行为的记录中，都存在着大量的不实描述。笔者本人，就曾经在电视上观看 CCTV 描述南京大屠杀的节目时，在荧屏上一闪而过的画面中，看到了不同的内容。当时展示的历史文献文字记录，其中划线部分是说日军潜入金陵女子学院侮辱调戏女生，但实际上，在划线部分之外，文字记录也声称：在此前，这些女生在街上遭遇日军调戏，被日本宪兵解救。也就是说，CCTV 放的记录片，是选择性地展示了片面的证据，并没有完整的展示这些女生遭遇的全部过程。但是，因为这个画面极其短暂，绝大多数观众都看不到划线部分之外的文字，像笔者这样在瞬间看到关于日本宪兵的记录文字的人，是非常少的。这种报道，纪录片，实际上就对舆论形成了强大的诱导和干扰，而非常不客观。
另一个问题，更加尖锐：当时的中国（也包括今天的中国）是不是真的比日本更文明？那么，上述这种现象，也不只是战争发生后如此，根据刘仲敬的仔细追溯，实际上，早在北洋时期，在当时理想主义初现端倪的国际体系逐步介入远东地区的过程中，欧洲人试图用条约和法律体系来规范各方行为的时刻，当时中国官方就曾经动用过发动群众的手法，威逼利诱，按照他们钦定的所谓政治需要，策动底层的弱势群体，捏造出大量莫须有的所谓日本暴行，用来向欧洲人展示，作为打击日本的政治武器。以此来利用欧洲人的呆板和不够灵活的法律体系来打击日本，而这也间接造成了日本同中国的冲突不断加剧。
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在不惜以人权为代价的方式，完全彻底地在远东大陆上清除了日本的影响力之后，远东大陆却反倒越来越多灾多难？比如，在 1945 之后，超大规模的内战，超大规模的饥荒，超大规模的文革，甚至将来还极有可能会爆发超大规模的核战…… 那么，抛开战争本身的你死我活和极度残酷而不谈，我们先正视一个问题：到底谁在代表文明，谁在代表野蛮？为什么穷凶极恶地全民勒紧裤腰带拼命造核武器的不是日本人？为什么日本没有大规模内战，不发生大规模饥荒？为什么日本也没有斯文扫地，爆发大规模的文革？
而实际上，刘仲敬也早有过一种表述，就同这个文明与野蛮的问题有关。他是把中国同日本的冲突，在行为模式和文化的层面上，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进行类比，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在同日本的冲突中，确实是具备被害者的身份，但是在道义上，在文化上，中国又并不具有相对于日本的高高在上的地位。这就造成同巴勒斯坦人类似的窘境，不断挨打，但在以色列，在犹太人面前，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确实又是在不断地展示人性中更加野蛮的一面。
因此，纪念南京大屠杀是有必要的，但我们必须要明确：纪念一次大屠杀，它的目的并不是把历史真相当成打击对手的工具，而是要追求文明，反对野蛮。至于这个野蛮的行为，并不只是日本人才有，中国人同样也有野蛮的一面，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我们需要纪念南京大屠杀来消除这个世界的野蛮，但我们也同样需要正视自身的野蛮。比如在与日本人的冲突之外，中国自己一手营造出的超大规模的内战，超大规模的饥荒，超大规模的文革，同样需要追究真相，需要不断纪念，也同样需要为之树碑立传。这才是对待历史的客观态度，这更是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
关于日本的点评：南京大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