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这句名言扣一个“中国式”帽子是无知，把这件事情归到臆想出来的中国人的民族性头上，完全忽视了这句话的历史还有它所代表的那种人性的弱点给全人类带来的长期灾难就更代表了思想上的懒惰。

这句话英文原文为“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

出自大英帝国首相帕默斯顿1848年3月1日为自己波兰政策辩护时所使用的逻辑，虽然波兰遭到了俄普奥三国的瓜分，1846年最后一块独立的波兰领土克拉克夫被奥地利占领，但明显大英只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不打算为了波兰人的自由跟俄普奥开战。英国创立的欧洲协调Europe Concert基调便是大国博弈，而小国连玩这游戏的资格都没有。此公晚年（1863）还想出一个高招，就是唆使法国以波兰独立为借口去跟俄国开战，法国当然不可能干这种蠢事于是不了了之。

这句话代表着现实主义观念下的国关原则，这种原则发展到最后就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国际共同体，殖民地体系的排外性使得国际公地的缺乏。所有人都认为获取利益比讲究原则更重要，于是俄罗斯可以无事生非对毫无瓜葛的德国总动员，德国可以入侵无冤无仇的比利时，法国可以教唆俄罗斯不要后退，英国可以故意不表明态度以制止战争，一战就是这么一场投机的战争。

现实主义最大的问题便是，它会使人困死在以邻为豁的僵局里，陷入所有人都受害的囚徒困境，如果我们不承认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还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最后就会像那群互相招供最后一同被判长期坐牢的小偷一样陷入其中永远不能自拔。

一战结束后的世界变得意识形态化了，这是贵族政治陨落的一个结果：人民对人民的战争需要思想。但是抛开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不谈，一战后的意识形态战争仍然是现实主义式的，共情止于意识形态的边界，艾伯特自己也是个左派只不过不想革命，但却可以放任自由军团枪毙斯巴达克分子，等共产党被法西斯搞定了，这群温和左翼自己的末日也到了。基督教也在纳粹崛起之路上扮演了不光彩的翼赞角色，希特勒向共产党开战，向犹太人开战，许诺保护基督（新）教，新教徒便乐得纳粹去搞定他们的仇敌，后面还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1933年11月教会内部的纳粹分子“德意志基督徒”要求把犹太人逐出教会，得到在场的所有基督教主教的纷纷赞同。写“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人”那首诗尼莫拉神父够伟光正吧？然而他只是不赞同纳粹逐渐吞并新教会罢了，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他翼赞，大战爆发时还写信给希特勒问海军（他是潜艇兵）有没有需要他的地方。

我特地举基督教的例子是为了说明信仰在历史上并没有帮助人去战胜共情边界外他人死活与我无关这个弱点，哪怕这种信仰是规定了“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山上宝训）这些原则也是一样。

在这里回到中国人的一些思想特质问题，回避民族性这个过时的说法，今天某些人不思进取的想法“人与人之间永恒斗争”真的是空穴来风？因为中国人uncivilized未开化，或者天性跟其他人类不同，才去相信那些粗鄙的弱肉强食，利自当先的思想？

上世纪90年代人类曾有过一次互相和解的机会，戈尔巴乔夫主动放弃了苏联的hegemony，换上了亲西方叶利钦，俄罗斯从未如此拥抱过自由民主，但西方是怎么做的呢？休克疗法之父Jeffery Sachs在What I did in Russia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西方是如何残酷地对待苏联解体后的改革时代俄罗斯的：

The lack of Western assistance was grim and was my greatest frustration[32] during late 1991 and 1992. The early days were inauspicious to say the least. When the G-7 deputies came to Moscow in late November 1991, just a few days after Gaidar had come to power as head of Yeltsin’s economic team, the main focus of the G-7 message was the urgency that the Soviet Union should continue to service the external debts at any cost. There was no discussion of the upcoming economic reforms, and no realism among the G-7 deputies about the extreme desperation of the economic scene. Gaidar was warned by the assembled powers that day that any suspension of debt payments would result in the immediate suspension of urgent food aid, and that ships nearly arrived at the Black Sea ports would turn around. Russia in fact continued to service the debts for a few more weeks before completely running out of cash by February 1992.

In December 1991 I had continuing discussions with the IMF about Western assistance for Russia. The IMF’s point man, Mr. John Odling Smee, who lasted for a decade as the head of the IMF’s efforts, was busy telling the G-7 that Russia needed no aid, that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gap” as calculated by the IMF was essentially zero. I believe that the IMF was simply parroting the political decisions already dec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rather than making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This is just a conjecture, but I make it because of the very low quality of IMF analysis and deliberations. They seemed to be driving towards conclusions irrespective of the evidence. The IMF’s approach was in any event just what the rich countries wanted to hear. The technical methodology was primitive beyond belief.

…A very senior U.S. official, Lawrence Eagleburger, told me bluntly in the spring of 1992: “Jeffrey, you must understand. Assume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that I agree with you. It doesn’t matter. Do you know what this year is? It’s an election year. There will be no large-scale financial support.” I had heard that before, many times indeed, in Bolivia, Poland, and elsewhere. In those earlier cases, persistent persuasion had made a difference…

I also harbored hopes that the incoming Clinton Administration w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outgoing Bush Administration with regard to assistance and to formulating a broad policy of Western engagement. My hopes were soon dashed. The year 1993 was even more dreadful than 1992. When the incoming Clinton Administration declared “It’s the Economy, Stupid,” they meant it. Foreign policy issues were remarkably low on the radar screen.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interest in a significant assistance plan for Russia, nor did key officials on Russian policy have any knowledge of economics.

到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萨克斯的失望变成了愤怒，因为西方刻薄和短视的后果终于转化为了全人类的灾难，冷战再一次回来。

对于这场大崩溃，美国学术权威更多地批评俄罗斯的改革者而不是美国和欧洲的残忍忽视。诚然，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美国很自然地把自己看作冷战的胜利者，也很自然地认为1991年后俄罗斯的不幸与己无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我花了二十年时间，想了很多，读了很多，慢慢明白为什么当时美国对于波兰事务如此高瞻远瞩，对俄罗斯却残忍地忽视：西方世界之所以在经济和外交上如此提携波兰，是因为它能变成北约在东欧扩张的桥头堡，波兰是西方阵营的一员，因此是值得帮助的;而美国的领导人看待俄罗斯，正如劳埃德乔治和克莱蒙梭在凡尔赛看待德国一样——被击败的敌人就应该被碾过，何谈帮助?

美国人没有意识到，民主在俄罗斯的成败关乎民主的声誉，它不仅仅是俄罗斯的责任，更是西方的责任，而它亲自用自己的冷酷无情葬送了那声誉，如果向意识形态对手请求和解的唯一下场就是对方毫不顾忌地利用这示好来打击你，那谁还会做出让步？中国人就是这样学会了持之以恒地用现实主义的透镜来看待国际社会，任何示好都是不可能的了

我并不是说，这种眼光是好的，我前面已经说了只要这种现实主义使人类永远无法解脱，用基督教伦理来说，这就是火狱，只不过基督徒通过毫不顾忌地违反他们自己伦理也跟我们一同处在这火狱中罢了

品葱上存在着简单粗暴地抨击中国人的mindset的流行趋势，很多人的想法是“Uncivilized的支那蝗虫被中共洗脑就是这样的啦”，但其实你如果真的仔细观察对方个体，就会发现那是一个人，跟你一样差一样好的人，讲道理是可说服的，敌意是无必要的，但这个过程需要人的精力，但如果我们不为此努力，那就永远不会进步

这句话也并不是只热门于中国（似乎是出自英国），虽然可能和英国本身的政治局势有关（她和欧陆诸国就是一种地理上的「无法很好」），但事实上也可以解释于国际关系学最为主流的几个理论。无论是认为权力为国家互动基础的现实主义，或重视经济利益的自由主义皆是如此，他们并不认为国家与国家间有本质上的差异，政治领导人是一个个的理性决策者，在国际社会为无政府状态（无最高无上权威）下，追逐权力与利益就是人的本能

这些理论或角度能够协助我们良好地解析事件，而不是只靠「感觉」。不过个人认为物质相当重要，但人的心灵更加的复杂。很多时候外交决策可以计算的非常冷酷，但也有的时候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譬如中国对朝政策，「理性上」中国远离与制裁朝鲜的利益，是大于同盟所能代来的好处。但决策并不是个完全加减乘除、计算利大于弊的过程，有的时候领导人无法承受变法所带来的负面压力，就会让一切努力前功尽弃。今日中朝关系（2018.4）的重新热络，正是说明了外交决策的复杂性

这是因为人的思想许多时候难以被轻易地理解。譬如以今日而观，很难明白冷战时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思想上的对垒。共产革命先烈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这套新兴体制能够革新国家，满腔热血地建设并希望能够一跃为世界强权。以权力与利益的角度，当然是可以点出内战或冷战之中，双方互相武力相向的原因。但却无法完全解释为何需要意识形态与思想的建构，而不是单纯的争斗

在题主所言之中，也是一个很好的疑问──美国相比日台更重视对中国关系，因为中国拥有庞大市场。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外交层级是中国大于日大于台的（中国会是国务卿，台湾的层级大概只有副助理国务卿）。但若是「美国是否为了与中国结盟，放弃与日台的关系」，理论其实是可以成立的，但在常识（common sense）上被认为短期内可能性不大。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外交决策与人思想的复杂性，如同中国也难以抛弃中朝关系一样

这句话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从小我们就听过，虽然我记不得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

但是就我本人来看，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比较认同这句话的。但是，我们心中的“利益”似乎仅仅只是物质上的利益。

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利益，以及国民和国民之间的情感利益上的利益，完全被我们忽视了，这其实也是当局有意不告诉我们的。

比如，日本被美国轰炸过，而且背靠大陆市场，和大陆有太多的经济利益关系，但是人家就是亲美。

这是很典型的中共统治和洗脑用的话术。其特点在于 过分夸大某一方面 刻意忽视某些问题。对大部分被阉割和驯养的中国大学生而言，这种话术易于接受，简单易懂。容易引起他们对民主国家强大联盟的仇恨，转移他们对民主的渴望。

简单来说就是 这句话在国际政治里面是有其特定语境的。并不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特别是在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架构中，北约 美日 欧盟 美加英澳 这些强大民主联盟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沟通 妥协 双赢这样的机制。对华约 古巴 朝鲜 中国 非洲独裁国家等形成了强大压制。保护了国际社会的稳定。

恰恰是中共喜欢散步这样的对国际政治一种简单粗暴的解释。第一是洗脑需要 第二需要给自己在国际上没有朋友找个借口。中共在国际上已经举步维艰。没有什么国家愿意帮助中共。只能靠撒钱。所以中共也相信利益 第三给自己催眠 认为强大民主联盟会因为利益问题而一天崩溃。认为自己终有一天可以肆意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

我支持这种理论。但是并不觉得这句话与中国有什么特殊关系，全世界都这样。

很多人都说清楚了，这句话不是中国原创。

以美日关系为例子，日本是唯一被核弹轰炸的国家，二战时，美国与日本不共戴天之仇，这是国家利益导致的。因为二战时，美国的盟友们被打的稀烂，如果美国不出手，最后只剩下美国，那么世界格局对美国很不利，最终美国也要被干掉。

战后美国协助日本重建，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从利益上讲，日本成了美国的盟友，自然，即使美国人恨日本人炸了珍珠港，日本人恨美国人用核弹炸了广岛长崎，美日仍然成了盟友，因为一起捍卫自己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民主，这是根本利益。

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不仅仅只是经济利益，还有很多，比如政治利益。美欧同盟，很大原因是欧洲意识形态和制度很美国接近，欧洲不会伤害美国的政治制度。

美国和俄罗斯，争夺军事霸权地位，这也是利益。中国与美国爱恨交加，爱在经济利益，恨在意识形态，算是利益驱动。

题主如果觉得这句话不对，请举出反例。

美台关系，跟美日相似，政治制度接近，天然盟友，同时因为中国这个潜在对手，与台湾结盟是打击对手的手段，这是其二的原因。

說的對，沒有雷鋒，每個人都是利己的

但是總有人把這句話解釋稱馬基雅維利主義：不擇手段，只要有利就毀約/背叛，反正「只有永远的利益」，原則和正義是可以不要的

不過這能解釋國內現狀：一個沒有信任、互相迫害的社會，只能說是德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