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习近平国家主席、李克强总理、栗战书委员长、汪洋政协主席、王沪宁同志、韩正同志:
您们好!
我在这里讲述天津市的公职人员,不仅对金融诈骗和恐吓犯罪不作为、渎职,更对我长期非法监控和维稳。这封公开信讲述的是客观事实,我敢负责。我依靠您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和宪法效忠者),寻求正义和公正。
我是天津某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博士、留学归国人员。我年过半百,有20年党龄,多年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我具有极强责任心,每年为超过300名大学生讲授重要基础课,同学满意率超过97分,近八年,培养出十余名优秀的硕士毕业生,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也有专利与科研项目等。另一方面,我作为金融诈骗、恐吓的受害人,为了阻止骗局的蔓延,曾向有关部门写信反映过情况,但是我没有非法上访过,更不会组织非法上访。但是,我目前被天津市严密维稳、监控和拦截。
2008年2月,我完成了在韩国和法国研究工作后回天津工作。2009年7月我妻子应聘天津一家公司秘书一职,这家公司声称是香港“金银业贸易场”行员,从事“伦敦金”交易。我妻子面试时被劝说成为“客户经理”,被培训买卖黄金,随之在“交易”中被骗走近七万元。
很偶然,我发现该公司涉嫌诈骗,并追查出该公司法人是韩国人陆白根,实际控制人是香港英皇金融集团前总裁林义钧、合伙人是香港知名艺人麦长青、广东人王冠中等等。林义钧等人在大陆设立了几十家类似公司,长期进行买卖“黄金”的招聘、培训和宣传。分析完各种细节后,我认为它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具有黑社会性质,其网络服务器设在香港,在大陆进行肆无忌惮的诈骗。
这种“伦敦金”骗局在香港已经非常成熟,他们利用大陆的“金融创新”热潮将该骗术引入大陆,危害极大。当时,“金融创新”、“津港合作”、“先行先试”等政策在天津施行,很多诈骗公司甚至到大学宣讲并招聘、培训,使他们被骗,然后再去骗别人。
在我与该公司交涉中,林义钧从香港打来电话威胁我,另有深圳、唐山等地打来的恐吓辱骂电话。2009年12月15日深夜,我在大学家属区的房门及邻居房门上被悬挂汽油桶(楼道弥漫汽油气味)和三封恐吓信,指名道姓威胁要杀害我儿子(年仅8岁,姓名及小学地址在我妻子应聘时被该公司掌握)。报案后,获得立案(至今没有任何调查结果)。为了生命安全,妻儿到国外艰辛打工求学,最终成为外籍并离婚。每当儿子回到中国,我害怕有人伤害他,就寸步不离。
为了尽早遏制骗局蔓延,我向多个部门投书。2011年1月8日,我与成都的受害者(被林义钧诈骗近百万元),在中央电视2台《经济半小时》上揭露此事,给香港诈骗团伙以警告。天津日报、新金融周刊等媒体也进行了独立报道。面对庞大诈骗和利益团伙,我们没有畏缩。
我也曾向国家信访局写信,最后发现这些信件均被转回天津市,没有反馈。让人气愤的是,天津市长期对我重点监控,我的手机、行踪被长期监听、监控,更有人在我向国家信访局举报时关闭了部分骗子网站,消灭了罪证。
现在,每当我要去北京等地旅游时,就有多名天津市人员进行“维稳”拦截,典型的例子有:
1. 2017年9月30日晚,有七位人员到我家,阻挠我去北京旅游,声称“中央要求你不得去北京”更有人偷走了我的身份证,让我无法买火车票、无法寄信,最终只得补办身份证。恰值一位海外同胞觉察自己5月份回北京时被“炒汇”诈骗走82万元人民币,怀疑是与骗我们的同一家公司干的。10月2日,他委托我紧急到北京替他报案作笔录。我马上向天津市警方请示要求去北京,但是仍然是禁止我去北京,迫使70多岁老先生不得不尽快从欧洲赶回北京报案。
传闻当时天津有命令:维稳名单上的人一旦到了北京,相关维稳人员一律就地免职!
2. 2018年3月17日(星期六),就在北京南站的派出所执勤室,监视器下,我被十多名天津市公安局警察暴力“维稳”和“截访”:抢走手机、身份证和车票,推搡塞入警车,押回天津。我周末去北京是去参观复兴之路等展览的,我已经预约到国家博物馆的门票,没有上访意图。
天津公安局警察在北京南站对我的凌辱令人终生难忘,其领导的粗暴作法令人作呕!
体验过天津的数次贴身紧逼(即被维稳人员去哪儿,维稳人员寸步不离)、暴力截访后,我想说的是:假如天津市去北京的上访率降为零,也不说明天津人民非常满意幸福;恰恰相反,那是很多天津人被剥夺了去北京旅行的权利。
3. 2018年3月24日(星期六),我亲属开车陪我去天津市郊县蓟州散心游玩。下午五点多,被多名维稳人员尾追和拦截,被迫提前结束行程回市区。我的手机关机,因此不容易被跟踪,我的亲属心有余悸:咱们的私家车是不是被安装了窃听器?我明白她的手机肯定因我被监控。手机(共享单车)GPS定位、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为这种不考虑人权、隐私的监控提供极大便利,如同迫害。反倒是诈骗恐吓分子无人追究,逍遥自在,中国是一个黑白颠倒的国家?
我认为,天津市的作法,严重践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公民(我也是中共党员)被非法监控,人权被粗暴践踏。而我不知道那个逞威风、发出维稳我指令者是谁、理由是什么?我没有看到“维稳”名单和监控手段细节,但切身感觉到失去自由了,公民如何申诉申冤?我就这样一辈子被专政机关监控、限制自由,并且殃及亲属、同事、好友,甚至大学领导?
对我的维稳很可能有顶层官员的批示,有人不断以让我失业来威胁我,爱护我的大学领导、恩师、同事们均承受巨大压力。有人还想要“株连九族”?
如果有人为了自己的升迁和发财,滥用公器,对自己同胞实行监控和迫害,那是人性泯灭。
我曾经在海外工作生活过,当时遇到自己的同胞时总是感到很亲切。俗话说,没准儿500年前还是一家人呢。
尊敬的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同志们: 我恳求您们―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领导集体―就我的遭遇指示调查,我的种种遭遇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 中国人大多是无神论者,一部好的宪法能规范中国人的道德和行为,护卫实现人民的幸福。有人擅自把我放入维稳名单,滥用公权,肆意监控、侵犯、凌辱,哪有一丝一毫文明和法治气息? 我希望中央能调查如下问题:
1. 谁下令对我监控维稳?理由是什么?监控手段有哪些?
2. 人民遭受非法监控、迫害的申诉渠道在哪里?
此前,我的所有申诉、沟通尝试均告失败。例如,2017年11月份,我以普通党员身份向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反映情况。现在我知道,这封信在天津市人员手中。该信件可能是国家信访局替习近平总书记接收后转给天津方面,也可能是天津市通过邮局进行截留,希望能得到澄清。
3. 天津市被维稳的有多少人?为什么被维稳?每年维稳经费是多少?
2017年,天津市大规模“维稳”了十次。离北京近,天津人到访北京容易,被截访也容易,我就是在北京南站内被成功“截访”,北京110说是铁路公司管辖,北京市内公安不出警。天津就这样的以“执行公务”为名肆意的凌辱公民?
4. 多管一下闲事:中央对天津发生的大规模金融诈骗为什么不能够尽早处理?
天津出现众多以“先行先试”、“创新”为幌子的诈骗活动,始于2009年,并延续至今,在“十八大”后快速发展,辐射并带动全国,引发诸如云南昆明的“泛亚”事件。这些诈骗摧毁无数家庭的幸福,动摇了中国的社会道德基础和对政府的信任。 我建议顶层倾听受害人倾诉,不能有模糊认识。否则,骗子和金融专家会嘲笑中国领导层的。这些都不是什么“创新”,都是改头换面的成熟“骗局”。即使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引发政治风险,也不能拖着不处理,让受害人民越来越多,放纵诈骗犯罪。
5. 2011年,国务院38号文件要求“清理整顿交易所”,天津是唯一至今没有通过验收的地区,谁应该负责?天津市对很多诈骗报案采取的不立案、拖延、掩盖等等作法,是谁拍板决定的?
我们2009年报案的目的,就是想尽快阻止这种危害极大的骗局蔓延。我们痛心的看到,由于有人极力掩盖不立案,甚至得到官方的支持和保护,使得骗局最终蔓延开来。 勤劳、聪明、善良的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的引领下,能够将中国建设成富强国家。但是,由于部分官员的无能渎职,使得人民生活在防不胜防的诈骗、肆无忌惮的恐吓中,又由于掌握生杀大权的官员的“维稳”甚至迫害,使一部分善良、正直的人民生活在威胁恐惧中。如果这样的国家成为人类社会“成功”的典范,我认为实际是人类文明的倒退。
某某某
2018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