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確定我所認定的和一些人所說的「合法性」相不相同。以下說說我個人的看法，說錯了還請不要見怪。

在我的認知中，民主制度下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授權。如果缺乏如選舉這類的授權過程，一個政權就不具備所謂的合法性。從這層意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絕對是不具備合法性的。歷史上國民政府實行軍政、訓政，最終若沒有實行憲政則其執政也沒有合法性。

雖然以民主制度的角度來說，中共是不具有合法性的。不過我認為中共追求的是一種比較傳統、具有「中國特色」的合法性。說穿了就是如同漢民族三千五百年來各王朝帝制的合法地位一樣。改朝換代只要能尋個大義名分，開國用武力、槍桿子取得政權的手段都不是要緊事。長久以來皇帝只要讓人民吃飽，政權就得以維持。也不時有人主張共產黨讓十多億人有飯吃來合理其統治。這類的說法是出於同一個脈絡。

這種合法性與幾千年來的歷史相對照，可說是一點都不突兀。

合法性（legitimacy）这个词，是一个翻译问题，它的意思并非指合乎某种法律（legal），而是指讨论政府机构权威性的来源，翻译成“正当性”更好。

简单地说，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获得了被统治者的认可。

这种认可来自于以下几种信念或混合：

上帝授权（神权），顺应民意（民主），遵循宪法（宪政），爱国主义，经济增长（唯GDP）等。

这么看来，中共篡改历史的目的就是，塑造民意，增强合法性。

为什么中共那么在乎合法性？因为合法性铸就了他的统治稳定性。

非法学人士，勉强一答。

专业的东西不懂，凭直觉回答。

合法性在台面上解决了“凭什么”的问题。

山贼唱山歌词：“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前面两句回应了过路人心中的疑问“凭什么找我收过路费”。

是“凭什么”而不是“为什么”。

“为什么”还有讲一讲道理的含义，可能还会有理由不充分、逻辑不严密之类的反驳。

“凭什么”——你爱听不听，不给钱，手中大棒伺候。

像上面某个答主所说，合法性（legitimacy）翻译为正当性更合适。

我同意他的意见，执政的正当性是说到底来源于被统治者的认同。

而这种认同具有先天的默认特点，就是说如果你不明确反对当前政权的统治，你就是默认授权了正当性给它。在中国文化里，封建政权的执政正当性来自于天，周灭商就是天道轮回，上天派使者指导武王伐纣，所以统一天下的称为天子，周公论证说，周王朝的兴起是“受天明命”，一切皆出于“上帝”的安排。“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意思是昊天的成命，文武两王受之。为了解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观念，强调商人失德，所以天命转降于周，因此务必为政以德，明德慎罚。若天子不敬德谨行，就有负昊天上帝的期望，不可能继续管治人民，也就丧失了“祈天永命”的机会。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传国玺上也刻上“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的印记。在国外封建时期的君主的权力都与宗教信仰分不开，依照宗教信仰的不同，其正当性来源也不同。而不论是天还是上帝，其默认的要求都是被统治者无条件的服从。

进入1819世纪，宗教统治被推翻，各种各样新的政治制度开始实施。其中以美国的总统共和制为代表，美国联邦政府的正当性来源与美国的宪法，1787年制宪会议当时只有13个州参与。后期加入联邦的州自然也由州议会和州政府批准了联邦宪法。如果较真的来讲，联邦宪法只能代表当时参与州的人民授权了政府的正当性，而时过境迁宪法签署后出生的人并没有授权过政府这样的权力，而美国宪法也没有定期续签这一说法。其内在逻辑就是如果你不出来反抗，那就默认你同意授权当前政府执政正当性。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新中国建国前大陆还未全部解放，战争尚在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尚未开展；社会秩序还不够安定；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尚未恢复；人民群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还不能立即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且制定一部完善的正式宪法。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635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2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代行宪法职责 3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在这个时候政府中并不是中共一家独大，而是真正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因此新中国政府就有了执政的正当性。如何选举政府成员和国家领导人是有中国的立法机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完成的。此后每一届政府的正当权利都来自全国人大的授权。因此并不存在什么中共的合不合法性，中共作为一个党派是不需要合什么法的，而执政的是政府不是任何党派，所以任何通过人大选举的政府都是合法的。至于本届政府中哪个党派多哪个党派少，并不影响整体政府的正当性。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一脉相承，与美国宪法同理。至于中共现在的“领导”合法性来自于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原宪法作了9处修改，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写入了宪法（我查了一下是在序言部分）。所以目前中共的领导地位是宪法赋予的，该宪法修正案的正当性来源于第八届全国人大。

这个问题跟我的专业政治社会学密切相关，我简单梳理一下，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借此了解这个学科。我从三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1. 政权的合法性是什么？2. 如何理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3. 如何理解合法性对中共政权的重要性？

1. 政权合法性

合法性（英文：legitimacy）这个概念最早由马克斯·韦伯加以阐述。韦伯将权力表述为一种支配关系（行动者A迫使行动者B违背自己意愿行动的能力）。支配关系对不平等关系的存续，韦伯认为这使得支配者需要将自己的特权合理化，也使得被支配者在心理上服从乃至认可这种不对等关系。韦伯认为合法性主要有三种来源：基于理性的法理权威、基于神圣性的传统权威和基于超凡能力的魅力（charisma）权威。相关论述可以参阅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第三章、第二卷十至十五章，有中译本。

对韦伯稍有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他往往采取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方法进行分类，即将现实中某些重要的维度加以抽象提炼，所以现实生活中的政权往往混用了若干种合法性来源，只是可能更接近某一种。比如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合法性在于民主程序本身的赋权过程，比较接近“法理权威”，但政治家的个人魅力、制度本身的神圣性也会发生一定作用。

2. 中共的合法性特征

韦伯的分类中有一个很特别，即“超凡魅力权威”，认为合法性来源在于有一个政治家高瞻远瞩，能够带领众人去往应许之地。毛的权威很接近“超凡魅力”，他作为“人民的大救星”，被认为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和视野，所以整个民族必须接受他的领导。但韦伯同时指出了这种权威类型的症结所在，即魅力权威的常规化。首先，魅力权威也是人，也会犯错误，时间长了犯错多了，魅力难免会消散；其次，国家运行不能依靠一个人，要依赖官僚体制，国家治理越复杂，官僚体制权力就越大，个人受限就越深，渐渐就不能发挥指导全局的作用（参考毛与周、刘的矛盾）；第三，魅力权威是要死的，他没法保证继任者与自己具有相同的魅力（参看华国锋）。

中共的合法性当然只能说接近于“魅力权威”，但发生了许多变异。韦伯虽然很了不起，毕竟不能预见到中共这个政治机器的复杂性。那么，中共在毛死后是如何延续其合法性的呢？我以为是两方面。一是超凡魅力组织化，即这种超凡的魅力从某个个人转移到整个中共体制。江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可以视为一种尝试，通过表述中共具有不证自明的先进性，论证它应当来领导国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二是超凡魅力绩效化，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些学术论文（如杨宏星和赵鼎新，2013），即说中共在领导中国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其成就不断地证明中共确实具有超越其他组织的领导能力，没有中共不行。

当然这种合法性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魅力权威常规化”的问题。这就是题主在题目中说到的，为什么中共要篡改历史，等等，因为不道德的与不成功的历史都会伤害中共“天然合法”的超凡领导者形象。另外，中共的绩效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上，但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经济的下行会不断地挑战其合法性。

3.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性

题主在提问时深具洞见的一点是说，这种合法性是“莫须有”的。没错，一个国家对其人民的统治主要依靠国家机器，尤其是暴力机关。中共即使被许多民众嫌弃，其统治也难以被推翻。那么，这种合法性的重要性何在呢？

首先是治理成本的考虑。民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度越高，与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失地农民上访，如果他们抱着一种“党中央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很可能拿点钱就走人了；如果他们认为“中共政权本质上是官官相护，土地财政背后一定是巨大的利益交换”，很可能就会不依不饶要求更大的经济补偿。如果民众对国家合法性普遍不认同，这种成本是很大的。

更深层次上是抑制其他合法性的考虑。虽然国家治理并不纯粹以来合法性，但不能不说（用韦伯的话说）被支配者的心理诉求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民众会不断地（有意识无意识地、以各种方式）追问国家的权力有没有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很弱，就难以抑制其他的合法性类型与其竞争，一切问题都会扩大成政治问题。比如在一个民主社会，连续三四年经济不行，大家就让总统背锅，换一个总统上，仍然不行，再换一个，直到行了为止；但在绩效合法性的社会，经济不行，大家就讨论是不是党的领导不行、是不是因为不搞民主、是不是因为某些人集权（这几年就是如此）。反之，合法性强，就自然地抑制了其他合法类型，比如既然中共有“三个代表”，那么就没有必要再采取代议制，因为其“最先进”的成份已经被中共“代表”了；又比如，如果我们有“三个自信”，那么久没有必要再考虑其他体制了。

合法性的重要性，在各种类型的政体中都是存在的。

当然，合法性这件事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我在一开头提到，韦伯的思路是，“权力”是A支配B，所以B要将支配关系合理化。但是后来人们对权力的理解更深刻了，尤其是在所谓葛兰西转向之后，大家意识到，只要B从一生下来就觉得自己该受A的支配，并且完全意识不到其他可能性，就根本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是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就是本届政府的思路，将合法性与血缘性的民族认同结合起来，让人们觉得我们民族就是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适合中华民族、提倡民主就是卖国，就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了。

提出这个思路的老兄，其心可诛啊……

是的，相比“合法性”这种说法，“正当性”要好一些。

我觉得上面的答案都是很理性的说法，不一定有助于对这个说法增加更感性的理解。

推荐看一下『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全六季，极度写实的一部美剧。看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对于政府和黑社会之间的相似性，至少从收税（收租）这个角度来说，有了极大的一个对比和理解。本质来说，两者是差不多的。不过一个合理的政府，应该能让各种规则更加明确，让大型社会活动的运作成本降低。各种所谓的信用的背后，就是对于政府\黑社会强制执行规则能力的信任。而当规则变得不明晰，同时你知道政府不站在你这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失去安全感，并停止进行需要信用担保的社会活动。

同时，你也会知道为什么民主、去中心化会成为历史的潮流。

讨论政府，必须看看 政府是怎么来的。

 《政府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约翰·洛克

1689年到1690年寫成的兩篇《政府論》是洛克最重要的政治論文。《政府論》的第一篇是對羅伯特·費尼默爵士（Robert Filmer）的《先祖論即論國王之自然權》的反驳。洛克極力並有效地驳斥了费尼默的君權神授的主張。洛克主张政府的權威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擁有的基礎之上，並且支持社會契約論。不過他也強調社會契約論是可以廢除的。
在第二篇中洛克則試圖替光榮革命辯護（但根據拉斯萊特的考證，政府論發表之時，光榮革命尚未發生，因此這部著作是在呼喚一場革命而不是為已經發生的革命辯護），提出了一套 正当政府的理论 ，並且主張當政府違反這個理論時，人們就有權推翻其政權。洛克還巧妙的暗示讀者當時英國的詹姆斯二世已經違反了這個理論。 洛克提出了一套與托馬斯·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不同的理論，他主張每個人都擁有 自然权利 （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而他們的責任則是保護他們自己的權利、並且尊重其他人的同等權利。透過洛克稱為「理性」的自然法的概念，人們就能理解為何他們必須尊重其他人的權利，包括了尊重他人經過勞動而獲得的財產的權利。由於在實踐上自然法經常被忽略，因此政府的保護是必要的（// 这里，说明了政府是怎么来的 // ），然而政府的統治也必須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這樣的統治也只有在一個全體的法律體制下才能表現出來。因此所有的政府都只是人民所委託的代理人，當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時，政府就應該被解散。當立定的法律被違反、或是代理人濫用權力時，一個政府便是背叛了其人民。當政府被宣告解散後，人民便有權再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以對抗舊政府的不正當權威，這種情況又可以稱為「革命」。

简单地说，当权力机构（宪法）没有保护人的人权（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的时候，这个政府就没有合法性。

这个题目让我想起 新华社很久以前的报道

> 1.关于民主政治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

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低、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应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 •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http://www.civicparty.hk/sites/default/files/newsA3.jpg?1409113900 图片地址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2.党的领导地位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font>

.新闻自由

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大众面前。所以他们哟买个各种卑鄙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堵塞人民的耳朵，封闭人民的嘴巴，不然民间报纸纯在，不让正直的媒体存在。

__________________新华日报 1940  9.1

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font>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font>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font>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关于选举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5.关于稳定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中国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其实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6.关于美国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美国朋友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

我突然想说点什么但是又不想说，最后说一句吧国民党真实大大的坏啊所以天朝药丸，赶紧逃跑。。

举例子来说说吧，一个物体的稳定态是什么样子？有句话叫舒服不过躺着，就是因为躺着这个姿势是不需要消耗任何额外力量，你可以放松全身肌肉，然后就很容易睡着了。

同理，飞机在天上飞也需要燃料提供的动力，稳定态就是停在飞机场，一滴汽油也没有也不会摔下来。

一个拥有正当性的政权，一定是最符合“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它就像一碗放置许久的混合溶液会分层，一只踢出去的足球慢慢滚到一个小坑，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太阳在银河系第三悬臂绕着银心转。

中国目前就好像是天上飞的飞机，它保持不摔下来的姿势是因为有动力有速度。飞机最危险时刻一个是起飞，一个是降落，尤其是降落前5分钟，50%的飞机失事都是这个时间段。

僭主都需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这就是额外的代价。

合法性，legitimacy，有时也被翻译为 正当性，但是它既与正当有关，也与法律有关，legitimacy本身与 legal、law 、legality 等法律相关单词就是同源词，这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存在一种特殊的法律，叫做“自然法”（natural law），它是与所谓实际法或者人为法（即人所制定的法律）相区分的法律，其实也就是某种理想的、由上帝或者所谓的“自然”所制定的法律，自然法是必然公正合理的，是判断一切行为，包括一切人为法的标准，中共的行为或许符合他自己所制定的人为法（虽然他其实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是却不可能符合“自然法”或者“上帝之法”，因此才有了其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这里的“合法”当然不是指是否合乎其自己制定的法，而是问其是否合乎自然法，其实也就是判断其是否有资格或者有权利（right—自然法下面的right）掌握权力（power），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所以你也可以把“自然法”等同于最根本的道德标准。

合法性就是民选，无论是用枪杆子还是选票。

没记错的话有个社会契约论。人有人权，但人无法独自生存，于是人们让渡出部分权力，给公组织，并承认共同价值。作为交换，组织保障服务于公民利益。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靠民夫用小推车打下来的淮海战役。通俗的说法就是“得民心（屌丝不算人）者得天下”。这里的屌丝不算人，是考虑到现实，我加上去的，这里指的是对局势有影响的人。比如古代，投票的事军阀诸侯，近现代，投票的是财阀寡头。古今东西都是这个道理。

然而，合法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东西，就像临时合同，每隔一段时间，双方续一次约（定期选举换届）

最近抱怨的那么多，其实没啥意义，好好工作，要么移民，要么上一个阶层，只要是屌丝，无论在哪，都不算人的

君主制的合法性是血统，有血统有宣称，初代的合法性来自于暴力能力和暴力集团的组织、指挥和控制能力

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就是公民授权

至于你党这种武装结社组织的合法性吧……应该就是来自于你党核心集团作为一个本质内婚制的跟鹅有生殖隔离的独立种族、其个人暴力能力和集团暴力能力比原子化的鹅要强吧

说穿了就是你党武德充沛，鹅费拉不堪，这就是合法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