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末之前都没什么机会。清国有机会可清有理由比奥斯曼帝国做的更好吗？

为什么说清之前没机会，就拿一带一路说吧。

丝绸之路的商人就不是东亚人，而是各路中亚人。

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人也不是东亚人，而是阿拉伯人波斯人。

阿拉伯人波斯人在郑和之前几百年就在全亚洲开展海上贸易了，要殖民扩张也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殖民扩张，哪有走阿拉伯航路的郑和殖民扩张的道理。

个人愚见：中国古代的王朝没有拿下周边附属国或弱小邻国的统治权就是一次次错失最大的发展机会。

可能这只是键盘上的观点，但我确实认为古代皇帝只要求周边的小国称臣而不完成侵略殖民是一种鼠目寸光的举措。中国在汉唐盛世时想要占领包含日本在内的那些弱小王国应该是不在话下的，可是由于它们资源匮乏打了劳民伤财也没什么好处就此作罢。在如今这个秩序难以被破坏的世界中，侵略成了一件困难无比的事情，反而中国身处日韩印越包围圈中，东北的小弟朝鲜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亚洲孤立无援，只能找些什么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抱团，要么就去非洲靠钱拉外援。从历史上看，如果中国完成了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提早几百年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现状未必不会更好，至少不会像如今这样内外交困。

当然，必须得提一句，任何被中国错失的发展机会都不值得被我们可惜，如果没有错过它们，就不会有你我了。

当时中国经济的结构就决定了中国统治层没有走向殖民统治的意愿。

首先看有没有扩张的基础：

中国到改革开放之前都可以说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也就是说绝大多是人口是自给自足的，只要没有太大的灾害，政府行政上没有太大的剥削，人民能满足基本的精神需求（婚配、偶尔娱乐一下），按照他们接受的那丁点教育，他们只能对统治者感恩戴德，不管进化多少代都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种经济下，人口和自然资源形成平衡，人口缓慢增长，不需要外部消化劳动力。

至明朝之前，任何商业行为只是为了丰富生活、补充不足，都是小规模的。朝廷也意识到商业带来的活力会对社会现状及其统治造成威胁所以是一直打压的。缺乏对商业的需求也就缺乏学习、交流、政治建设等的动力，所以搞学术绝对是富裕的小众的事情，搞的目标也是为了当官，为朝廷效力和/或维护家族产业。没有商业和科技的发展，稳定的小农经济是不会变成扩张型经济的。

最后一种因素就是外部压力。外敌入侵是打乱以上小农经济的重要可能性之一，很可惜的是明朝就进行了闭关锁国，相邻的几个国家也都搞成了藩属。后面清朝虽然是外族但实际上延续了以前的经济政策，没有强迫中国开放。到最后清朝也还是量中华之物力而不是反或者反扑，这并不全是统治者的决策，而其实是经济社会状态导致的唯一选择。（你要抽百分之一的人来打仗或者殖民？那他们的粮食和工钱哪里来？赋税再提高底下就吃不饱了，就要搞事了。）

但这时的欧洲远没有这么强大的中央集权；英国这样的国家土地也没有那么肥沃，国民生活很依赖跨国贸易；同时内外战争不断，让小农经济很难稳定下去。这些国家就走向了上资本主义路线：科技的进步、劳动力的解放、社会分工的深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使他们的经济和人口进入了指数级的、爆炸式的增长。最后自己国家放不下了，只能把人口投送到海外。

而大陆二战以后列宁党执政，他们看得很清楚坐稳万年江山的法门是什么，把经济发展起来大家就会对政治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何必自找麻烦，每隔个五年十年搞个运动把经济人口重置，反正也不影响统治阶层过好日子。

只要繼續大一統就沒有可能。

試想一下，如果周朝各個邦國沒有被暴秦統一，一直分裂，那麼就可以產生更多思想，每個國家用不同的思想治國，那麼就會相互競爭和進步，就是泉水活水，而不是一潭死水。沒有秦政的殘酷收割，民間社會勢必不斷發育產生富人和強人。這些土豪注定會變成鄭成功和錢王，割裂帝國的疆土。

任何地方的超前發展，都是「大一統」的隱患。向上看齊很難，向下看齊很容易。舉個例子，就拿春秋吳國來說，如果貿易和礦業使他們不用納稅，那麼「大一統」要做的就是應該消滅他們，使他們跟內地小農一樣貧困，反向的改造卻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時代，小邦為了競爭的理由，才會允許曇花一現的經濟進步，例如吳越和閩國。宋朝的時候其實是有過機會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們留給宋朝的遺產，宋朝卻用吏治國家和壟斷貿易制度將他們漸次削平。在他們眼裡，除了京師，誰也不應該強大，除了官吏，誰也不應該富有……

如果大一統帝國曾經為吳楚、七國、南朝、十國、鄭成功父子留下機會，世界並非一定屬於歐洲。

如果说人类的未来是越来越文明，政治文明也是朝着民主、自由、法治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威权专制的话，

那么从现实情况来讲，很遗憾，政治改革的窗口期已经错过。

错过的意思是说，不要指望统治集团会从上到下推行民主政治，也不要指望最高领导人出一个蒋经国，也不要指望短期内全民争取民主自由。

我们之前的经济制度是计划经济，结果导致经济腾飞，于是我们意识到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经济制度改革，在一个开明专制团队的领导下，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政治体制始终是一个隐患，尤其是对物质条件之外的、民众需要的公平分配、言论自由、司法公正、腐败等议题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经济好的时候改革镇痛会更小，当经济逐渐放缓停滞的时候，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天然的收缩对社会的控制，阻碍变革的形成。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称，“虽然我们宪法有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这些自由，实际上什么自由都没有… 我们就没有权利去监督(政府)。历史上的改革是有它的改革的窗口的，它那个时候有它的改革窗口，错过了之后，下一个窗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

温家宝2010年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他还说，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