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文革吧，大多数中国人是知道文革的，但是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的（四十岁以下）仅仅限于这个词语知道，对文革的整个过程是不了解的，也不知道文革的残忍。
巴金写了忏悔录，一直心心念念要建文革博物馆，到死都没成功，他不明白，中国政府是不可能让建的，太惨了，比当年赫鲁晓夫批斯大林都重磅，他们希望淡化淡化再淡化，忘记历史。
所以现在国家来个“艰难探索”，引起一片哗然，国内很多年轻人不觉得哗然，他们真的觉得就是个小小的弯路而已。
我说几个当年轰动一时的事情吧，大概是建国后到文革都有。
1：卢作孚自杀。
卢作孚（一八九三—一九五二）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一九五Ｏ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
本文作者卢国纶是卢作孚的幼子，他以亲身经历揭开了卢作孚自杀之谜。 ——编者 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二十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父亲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父亲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然而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陆续出版的各类文献中，关于父亲的逝世，或是有意隐讳、只字不提，或是以“病逝”二字一笔带过，还有个别书刊引用不实传说，以讹传讹。某些不负责任的作者甚至就父亲的逝世编造所谓“史实”和“卢作孚遗嘱”，以致谬说流传，误导世人。
此事我当属最有发言权者之一。父亲逝世当晚，家人除母亲蒙淑仪在家外，我们五兄妹中仅我一人住在重庆市区。那时我大哥卢国维在香港，大姐卢国懿在美国，二哥卢国纪在北碚，二姐卢国仪在上海，他们都是后来陆续得知父亲逝世之噩讯的。我当天午夜即得知消息，惶然赶回家中，协助母亲处理现场事宜。之后，又全程参与了父亲所有后事的处理。作为亲历者，今特地将父亲逝世的背景、原因、经过一一写出，并澄清关于父亲遗嘱的种种谬传，从而对历史负责并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卢作孚去世的背景 一九五Ｏ年六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父亲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父亲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一九五Ｏ年十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父亲一八九三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才。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国，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而很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一九二五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经过苦心经营，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领民生公司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尤其是现场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保存了工业命脉，而最为后人所称颂（详见二ＯＯ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本报文章：《抗战时期：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编者)。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七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一九五一年初，父亲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在此期间，我和妻子冯俊兰决定放弃在重庆大学的学业，报考西南铁路工程局会计统计人员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我为此事发电报并写信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回电赞同，父亲又写信鼓励我“不问在任何环境，必求前进”。一九五一年七月，我在四川江津铁路训练班学习时，父亲在给我的信中提及我二姐卢国仪正在参加土地改革。父亲在信中称土地改革是“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并断言“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受人民欢迎”，对国家民族复兴的热忱向往之心，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父亲又曾给二姐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父亲一生中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表现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外，还殷殷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做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这封信中，丝毫看不出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什么问题。
卢作孚去世的原因
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自父亲返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一九五二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二月六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二月八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卢作孚去世的经过
二月八日下午，母亲到位于观音岩的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后，便到张家花园路来看我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卢晓南，傍晚才回到民国路家中。据母亲事后回忆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大约七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母亲考虑到近来父亲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
2：顾圣婴全家自杀。
顾圣婴是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原籍无锡，1937年7月2日生于上海；1949年就读中西女中，1954年考入上海交响乐团；1957年在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获金质奖章；“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同时自杀身亡，年仅30岁；1979年1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比《归来》更悲惨的故事 －－作者：安强国
我想，与含冤被关在牢里十多年，到放出来走进家门时，却面对着一个空无一人的房屋的顾高地将军之凄惨情状相比，陆焉识的结局还只是「“文革”结束后，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喻终于可以团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沦、终成俗庸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终成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态度几经转变，唯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
我不知道已苍颜白发的顾将军，在出狱那夭怀着的即将要看到分别了十多年的妻子儿女的热切心情，推开门却是个空无一人的家时，心里会绝望、惨痛、渴求、哀思到何种程度！他又是怎样孑孓一人地度过了隨后的十一个年头的？
是的，他养了三只可怜的猫，那种内心的孤寂与凄然，谁能领略到？我想顾将军这人生白寸真实悲剧，不论就他个人经历，到包括他整个家庭的遭遇与结局，都要比陆焉识更接近“焉识”，您说呢？
8/6 顾高地将军与女儿之死
顾高地（1908—1990），出生于江苏省无锡一个望族世家，书香门第，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兼蔡廷锴将军秘书、中校参谋，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抗日战争中任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曾精心策划郭沫若回国抗战，并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提供了许多情报，掩护了中共地下电台的活动。
顾圣婴：1937年7月2日，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等要职，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材生。1957年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就荣获金质奖章。
1958年10月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以后又在多次国际比赛中获奖，名震世界乐坛。
她父亲因潘汉年案牵连，含冤入狱。文革中她被诬“里通外国”，又因是“历史反革命子女”，受尽迫害，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她的父亲在她十多岁时，因为历史原因而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这件事本身已经使顾圣婴像风中的树叶般惴惴不安了……这个被富裕家庭娇养于温室里的花朵，面对这个急剧遽变的社会，简直惊慌失措了，她除了去单位－－上海交响乐团参加政治学习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惊恐地躲在家里，母亲亦然，弟弟亦然……。
某日，阶级斗争的火焰终于正面地燃向了她，单位的造反派们在一次批斗会中将她拽了上去，声色俱厉地要她第二天交代自己的罪行，说明天的批斗会主角就是她，就是她这个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一顶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飞向她，飞向这个除了音乐，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的女子……
那是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天黑了，顾圣婴踽踽回家，昏暗的路灯映着这个孤独的身影，路边贴满了大字报，一个个“火烧”、“炮打”的字迹触目惊心地映入她眼帘，风吹着大字报破损的边沿，发出轻微而又连绵不绝的击打声音……她踽踽地行走着，那样纤弱又那样迟缓……顾圣婴此时的内心感受，也许悲怆；也许麻木，心如止水。她回到了家，母亲已经不安地等待许久了……。
后来的一切，我们都只能猜测了，因为死亡将所有的秘密都带走了，没有人知道当天晚上，母亲和女儿、儿子具体交谈了什么？以至于他们作出了如此决绝的决定……
1967年，顾圣婴已经30岁了，还没有品尝爱情的芬芳。她是那样端庄秀美，像素荷一般散发着宁静优雅的气息。她的弟弟顾握奇，那一年正是翩翩美少年，刚刚踏入大学……
也许，他们想躲避，躲避这个令他们迷惑，令他们不解也令他们心生恐惧的社会，于是他们选择了死亡这一极端的躲避形式。也许，他们是出于向邪恶势力的抗争，用最昂贵的付出生命的形式表达了他们的愤懑和抗争……。
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儿终没有上前搭话。
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
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后来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迎面碰上。见她头发零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她生前最后一晤。”
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即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
1967年2月1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救护车朝愚园路749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担架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担架被推到太平间。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尸体烧掉后，没有亲属保留下骨灰，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
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成为永远的谜。
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不足30岁。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名义，让他们罪加一等。
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顾圣婴的死讯。仅有的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有人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
1979年，得到平反的顾高地从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教授口中听说了自己女儿第一次举行独奏音乐会的情景。他用颤抖不止的手，一个劲地抚摸着女儿的骨灰盒，良久，只说了一句：“圣婴，我的好女儿……”
而当年顾高地被从家里突然抓走的时候，顾圣婴也只说了一句，“我爱祖国……更爱爸爸！”
顾高地为空空的骨灰盒操办了追悼会，为女儿布置纪念堂，在朋友的介绍下顾高地找到著名的画家俞云阶，求其为女儿作画。当看着这幅名为《此时无声》的画悬挂在画展厅堂的中央时，顾高地双泪成行。他希望女儿顾圣婴能一直活下去，不仅在他的心里，还有更多人的心里。
一九八九年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将军。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羁押于青海在服刑，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
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将军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将军落实政策后，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一九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
推门进入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将军手里还抱着一个。将军好高的个子，很瘦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他目光柔和，语话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王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
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抄家归还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没有问题，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 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王美女问我：“数过他家几只猫吗？”我说没注意。王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一九九○年十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 转自《凤凰博报》
3：汤飞凡自杀
汤飞凡，又名瑞昭，湖南醴陵人。医学微生物学家，中国免疫学奠基人。1921年湘雅医学院医学博士。任教于北京协和医院。1926年受派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细菌学研究。1957年中科院学部委员。毕生从事病毒研究。1950年代和张晓楼等人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沙眼衣原体），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
1950年代，沙眼流行极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中国沙眼发病率高达55%，致盲率5%，边远农村患病率达80-90%，所谓十眼九沙。研究沙眼病原体，从而找到预防治疗的方法，在当时是是一项有着巨大意义的科研工作。
汤飞凡在研究中把沙眼病毒接种在自己眼睛里，冒着失明的危险证明了病毒的致病性。汤飞凡对民族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被视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生物奖的中国人。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后，接踵而来1958年经济上的大跃进运动，又伴随着政治上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在医学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运动中受保护的一流学者。汤飞凡首当其冲，横遭批斗凌辱。
1958年9月26日，汤飞凡自我检查；28、29日，接受群众批判。名为和风细雨，实为狂风暴雨。先是坐着回答问题，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辩的权利，一会儿“站起来低头！”，一会儿“坐下好好记！”第一天被批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骑在人民头上，冒充大科学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加上污言秽语指其与实验室某女如何如何。
散会时，主持人对汤飞凡训斥：坦白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明天继续交代，接受批判。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云云。
翌日晨，汤飞凡在寓所自尽身亡，以死逃脱继续受辱。
汤飞凡娶妻何琏。何琏是湖南军阀何键之女。将门虎女。何琏独自一人将丈夫遗体火化，骨灰放在自己卧室，将丈夫遗书中嘱托还人6本书的事办了。
然后是煎熬廿余年凄苦寂寞的岁月。 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成为运动的1978年，却没有汤飞凡的份，因为党没有给他戴过什么帽子，既非右派，也不是什么坏分子，他是自己寻死，所以无反可平。
1979年，医学界为汤飞凡平反的呼声太大，卫生部于6月为汤飞凡举行了追悼会。
国际医学界没有忘记这位为人类的眼睛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1980年，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可是，这世上早已没有了汤飞凡。
为汤飞凡颁发金质奖章的仪式在1981年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卫生部决定由汤飞凡的学生王克乾代为领奖，并明确通知了一起与会的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晓楼。
颁奖前一天下午，中国驻法使馆突然通知王克乾：组织决定改由张晓楼领奖。张晓楼领来的奖章上刻着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汤飞凡居次。
大陆媒体采访报道，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张晓楼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自己留一枚，交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似乎圆满的结局。 汤飞凡未亡人何琏拍案而起，在知情者和仗义者支持下，于1986年写信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要求一个公正公道。
4个月后IOAT回信：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新奖章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1995年，何琏在北京随夫而去。
4：萧光琰全家自杀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wusi/detail_2012_02/05/12302912_0.shtml
这个故事比较长，就不贴了，去链接自己看吧，看完回来说说感受啊！
萧光琰（1920–1968）的父亲萧叔宣（1887—1945）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日本学习军事，担任过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将武官，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汪伪政府”军事训练部部长、陆军部部长。
1920年，萧光琰出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
1942年5月，从美国加州南部的私立文理学院–坡摩那大学（Pomona College， Claremont, California）化学系本科毕业；1945年12月，从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James Franck 教授（1882–1964）。
1950年11月，萧光琰和新婚妻子–美籍华人甄素辉（？？–1968）一起告别美国，转道香港，怀着满腔热情回到遥远而陌生的祖国–中国。不久，萧光琰被分配到隶属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从事科学研究（后来该所归属中国科学院）
。自1951年起，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逐步将萧光琰全家推向深渊。1968年12月10日晚，时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的海归博士萧光琰不堪凌辱和迫害，含恨自杀，年仅48岁。同年12月14日，萧光琰的妻子甄素辉和年仅15岁的女儿萧洛莲（1953？–1968）不堪忍受逼迫也一起自杀，凄然离世。
5：严凤英自杀
严凤英含冤枉离去49年，凶手在哪里？
－－作者：操风琴
操风琴，出生于安徽安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供职新华社，曾任新华社驻中东记者。
如果她还活着，2017年4月13日是她87岁的生日。
比她大8岁的秦怡，现在还是影坛长青树，两年前还去青藏高原拍戏，自编自导自演。
比她大两岁的演员田华，还在到处参加活动，甚至为影片《我的的战争》拍摄宣传花絮。两个老太太风头都很健。
而她，离开人间已49年（1968年4月8日）。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
她就是黄梅戏演员严凤英。 她的家乡有个菱湖公园，公园里有个黄梅阁，黄梅阁里有她的一副汉白玉雕像，叫天上人间。北京有个最高档的夜总会，也叫天上人间，真是玷污了这美好的名字。 她扮演的女性：七仙女、织女，都是天上的，她唱的歌，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她也像七仙女、织女一样，以为人间是最美好的，奋不顾身地要下凡，拥抱人间。
她的金嗓子唱过“到底人间欢乐多”，唱过“谁能好过我牛郎哥”，她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夫妻双双把家还”，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金曲，传唱南北，长盛不衰。 她让黄梅戏成为与越剧、京剧和豫剧并列的中国四大地方戏曲剧种。 她是山野吹来的风。我家乡的小镇，老年人至今仍津津乐道：当年严凤英就在这十字路口露天演唱，小镇上的人几乎全部出动，里三层外三层。 她热爱人间，但她38岁芳华时不堪凌辱吞安眠药自尽。
她吃药自尽被家人发现，当时她没有死，还能说话。她的爱人王冠亚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急忙求救。
王冠亚后来回忆： 万般无奈，只有去找军代表刘万泉。求他赶紧给部队医院打电话求他们急救。但是，他还要按部就班地上二楼去穿衣戴帽，吩咐我先回家，他随后就到。我只有先走，家里只有两个孩子，要抢救没有大人也不行。
我快步回家，求先来的翟、巫、孙三位医生抢救。她们正打开急救包和针盒，给严凤英量血压、体温，这时刘万泉带着一伙造反派和专政大队的小伙子小姑娘来了……
刘万泉还现场批斗，厉声地讲：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张大字报揭发的罪行！ 严凤英委曲地哭着申辨，讲自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她还哭着申辩自己是拥护演现代戏的……她边哭边讲。造反派和刘万泉讲她是装，是演戏……
她哭着讲，越讲越没有气力了！巫医生生气地讲：王冠亚！不要求他们了！他们不会救严凤英的！不要指望他们打电话要救护车了！快去搞一个板车拉！ 我只有跑下楼，到木工房，找周师父借剧团的板车……
我跑着从徽剧团把板车拉到我家，跑上三楼，严凤英已药物中毒，浑身疲软了，我赶紧抱起她，走到楼梯口，我也疲软无力了！这时徽剧团的宋养俭同志赶上来抱起严凤英就下三楼－－他是唱武生的，年轻力壮，把严凤英抱下三楼，抱上板车。 小亚小英（严凤英的两个孩子）又抱过棉被给严凤英铺盖，我们父子三人，还有另一位年轻的军代表，还有一位小伙子，把严凤英飞跑地拉到桐城路口的安徽医学院门诊部，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医院除了急诊都不看病了！我们说明情况，求他们急救，他们要挂急诊号！那时我们剧团和这家医院是合同关系，要有合同的介绍信！忙乱中哪有介绍信？他们不收。
万般无奈，只有回剧团找军代表刘万泉开介绍信！是那位年轻的军代表带着我的大儿子王小亚，飞跑回剧团，把刘万泉又从床上叫起来，打开办公室的桌子，找到介绍信，开好信，盖好公章，他们二人又飞跑回到医院，挂上号，值班医生才肯医！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下，又翻了翻眼皮，讲瞳孔已散，门诊部解决不了，只有送住院部看看。从门诊部到住院部至少有三公里，我们又找急救车送。 好不容易车来了，但是车内没有抢救病人的手术床，只有我拼上吃奶的力抱着她，靠着车厢壁，拼命让她不滚下来。车外的灯从窗外缓缓流过，我盼望车子能快点，我希望凤英能突然睁开双眼看看这座她喜爱的，住了十四年的城市！可是，她就是不睁眼！好不容易到了住院部，到了内科大楼，病房又在三楼，又是那位年轻的解放军和我团的一个小伙子，轮流将严凤英抱上三楼。
我和孩子抱着被子洗漱用具跟着上楼。找到值班护士长，她讲，没有病床了，叫先睡在地上！那是初春的天气，合肥晚上的温度还是很冷的。地上很简单地铺了一层水泥。严凤英就睡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
我那时白天帮助严凤英写“交代”，晚上又忙抢救，折腾得筋疲力尽，再听他们要切开严凤英的肚子，人马上就晕了，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歇斯底里地呼喊，不同意！一个劲地要求医院继续抢救！不同意剖腹探查！我甚至发狂似地从二楼跑下来，一直跑到医院门外，终于被他们追到，讲，一定要我签字，同意开刀！
他们开刀时，旁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 等“特务工具”－－
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
反人类罪，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不可宽恕的。二战后，屠杀犹太人的一些纳粹分子亡命天涯，但无论是隐名埋姓到南美，还是隐居到非洲，以色列特工不惜一切代价，穷追不舍，绳之以法。 东西德合并后，德国法庭审判开枪射杀越过柏林墙的逃亡者的罪犯。那些被审判者辩解说：他们只是接受上司的开枪命令，是职务行为，他们无罪。但法官说：你确实是接受命令，但是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权利！
四川人刘万泉，他没有把枪口抬高一寸。他还活着，出生日期在1931至1938年之间，转业后工作生活在贵州或者南昌。
6：荣国团自杀
中国首位世界冠军荣国团之死：上书请求参加世乒赛竟成催命符
在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上，有三位来自香港的球员，被称作〝乒坛三杰〞。
其中之一的容国团,是中国史上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获得者，也是所有体育项目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的获得者。
这位世界冠军在〝文革〞中却遭遇不幸，因上书请求参加世乒赛命丧黄泉。
容国团30年代初出生于香港一个海员家庭，家境十分拮据。13岁那年，由于父亲失业，容国团不得不退学，去一家渔行当童工。
1955年10月1日，容国团应邀参加工联会组织的乒乓球表演赛，遭渔行老板辞退。之后，工联会人员安排容国团在工会康乐馆管理图书、陪顾客打球，容国团的球技就这样日益精进。 1956年，容国团以港澳联队的身份，赴北京访问，打败了当时的中国冠军王传耀、傅其芳等名将。同年，容国团战胜了23届世乒赛日本新科状元狄村，一举成名。
1957年，20岁的容国团，被时任中国体委主任的贺龙说服，回到大陆发展。
他先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并立下了〝三年夺取世界冠军〞的誓言，引起轰动。
1958年入选广东省乒乓球队，当年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随后被选为国家集训队队员。
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3：1战胜匈牙利名将悉多，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
在西方世界排斥中共之际，容国团获得这个冠军对中共来说可谓意义非凡。一时间，不仅各种荣誉纷至遝来，他还获得了中共副总理贺龙亲自到机场接机的特殊待遇。毛、周也多次接见容国团，而且每次外宾来访，容国团都是座上宾。
在事业登上世界顶峰的同时，容国团还收获了爱情，在一次联欢舞会上，容国团邂逅了广东老乡，田径运动员黄秀珍，并结为连理。
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为中国队首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全中国掀起了乒乓球热。
1964年，容国团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
文革中体育界成重灾区
然而，荣誉过后，风暴降临。
1966年文革爆发后，体育界沦为〝重灾区〞，兵乓球队也受到了冲。当年12月，当容国团从国外参加比赛归来，发现兵乓球训练馆已被红卫兵贴满了大字报，称国家乒乓球队是修正主义的产物，他所夺取的7个世界冠军奖杯都是资产阶级冠名的。
由于贺龙被打倒，以及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和他一起从香港归来的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北京队主教练姜永甯一起被隔离审查，并被揪斗、侮辱和毒打。他们几人还因在一起聚餐，被打成〝反革命特务小集团〞。
容国团还被扣上了〝特务嫌疑〞的帽子。 按照当时的说法，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这对容国团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迷惘之下，第30届世乒赛开赛在即，容国团和队友起草了请战书，希望以行动证明自己。然而不仅请战书石沉大海，更大的风暴却降临了。 从1968年5月开始，体育界要进一步清理队伍，要求容国团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就在此时，噩耗接二连三地传来，两位与他一起从香港回来的好友傅其芳和姜永宁，因不堪精神及肉体上的残酷斗争、毒打选择了自杀，这让容国团十分迷茫，也给了他沉重打击。
他不断询问自己的队友邱钟惠:〝你觉得我们有错吗？〞，得到的是否定的答覆，两个人绞尽脑汁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有错。
1968年6月的一天傍晚，容国团走出了幸福大街9号楼的家门，这天晚上，照例有批斗会，他没有参加。他离开了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以及年迈的父亲，走向了离家不远的龙潭湖……
凌晨4点半，国家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这一年容国团恰好30岁，离他拿下世界冠军时隔不过9年，也是文革第三年。新中国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就这样陨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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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大多数不堪受辱，为维护尊严和风骨选择自杀，本文列举了部分自杀的名人，以示祭奠。
另外，本文并没有提到因迫害而病逝的陈寅恪、彭德怀等人。
｜傅 雷｜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著名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会弊病、描述人物奋斗抗争为主，比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书》，至今影响深远、广为流传。文革时被红卫兵逼死，在家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他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
｜老 舍｜
舒庆春（1899年1月21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都是老舍的名著。文革时期，他自沉于太平湖，年67岁。
｜陈长捷｜
陈长捷（1892年－1968年4月7日），字介山，中华民国军事将领。他早年考入保定军校，后来在阎锡山的部队中服役。抗日战争中他率部参加过南口会战和平型关战役。后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及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天津攻城战中被俘。1959年获特赦。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与妻子双双自杀。
｜陈天池｜
陈天池（1918年7月4日－1968年12月20日），浙江省诸暨县人，中国化学家。主要研究有机磷化学，为中国有机磷农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58年，在杨石先教授指导下，陈天池建立了“敌百虫”和“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天池被指责为“特务”、“里通外国”。陈天池在天津自杀身亡。
｜陈绍澧｜
陈绍澧（1925年12月24日－1968年2月22日）生于广东省东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理化学家。自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艾奥瓦州立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1950年，陈绍澧归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绍澧被诬陷为自美国回来的特务，受到迫害，后在兰州自杀身亡。
｜陈昌浩｜
陈昌浩（1906年9月18日－1967年7月30日），中国湖北武汉汉阳人，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政委；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于1967年7月服毒自杀。
｜陈梦家｜
陈梦家（1911年4月20日－1966年9月3日），笔名陈慢哉，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革期间，陈梦家强迫长跪在院里，被人吐口水，有人还将吃剩的饭菜往他头上浇，罪证是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苦心收藏的明清家具、藏书被没收。陈梦家愤然道：“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药自杀未果，同年9月3日自缢身亡。
｜陈 琏｜
陈琏（1919年－1967年11月19日），浙江慈溪人。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陈琏是蒋中正文胆陈布雷最小的女儿，也是陈师孟的姑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儿童部部长。但她的丈夫袁永熙却屡遭打击。1956年袁永熙被判为右派，陈琏与袁永熙被迫离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判为叛徒，最终跳楼自杀。
｜陈笑雨｜
陈笑雨（1917年－1966年8月24日），江苏靖江县人。笔名马铁丁，文艺评论家。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遭到批斗，被迫下跪“请罪”，1966年8月24日，与老舍同日投永定河自尽（一说北京龙潭湖），终年49岁。临死前留下“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的字句。
｜邓 拓｜
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等[2]。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中共宣传战线重要成员，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中央主要宣传机构领导职务。后因多次未能领会毛泽东政治部署之意而遭到训斥，并被撤销人民日报社实际职务，文革前夜因政治批判而自杀身亡。
｜范长江｜
范长江（1909年－1970年10月23日），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新闻记者、编辑。民国时期《大公报》著名通讯记者，后转向共产党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文革时期遭到监禁并受到迫害，1970年在其下放劳改地河南确山一口枯井中发现其遗体，怀疑为自杀身亡。
｜傅其芳｜
傅其芳（1923年－1968年4月16日），浙江宁波鄞县五乡镇人，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教练，被认为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傅被指为中国国民党反共组织“三青团”的特务而遭到批斗，1968年4月16日，他忍受不住政治迫害，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身亡。
｜方 擎｜
方擎（1884年－1968年），字石珊，福建省侯官县人，日本千叶医药专门学校毕业。1949年后，历任中华医学会第十六届理事兼总干事。文革期间自杀。
｜黄绍竑｜
黄绍竑（1895年－1966年8月31日），又名绍雄，字季宽，广西容县珊萃村人。汉族，与李宗仁、白崇禧号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1957年，黄绍竑曾被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严重冲击，两次服毒不死，后在北京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
｜黄国璋｜
黄国璋（1896年－1966年9月6日），字海平，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曾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理学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当选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后的首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9月与夫人范雪茵一同上吊自杀。
｜金仲华｜
金仲华（1907年－1968年4月3日），笔名孟如、仰山等，浙江桐乡人，现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任《世界知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金仲华受迫害。金仲华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将其寄来的信件”阅后烧掉”，被”造反派”抄家时抄走。金仲华于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
｜江红蕉｜
江红蕉（1898年－1972年），名铸，字镜心，江苏吴县人。近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笔名红蕉、老主顾等。他还是包天笑的内表弟，叶圣陶的妹夫。1972年文革期间，江红蕉撞车自尽。
｜翦伯赞｜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村人，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2年至1968年）、历史系主任。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与范文澜一起系统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参与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文革后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死时口袋内有两张纸条，一张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
｜姜永宁｜
姜永宁（1927年－1968年5月16日），中国广东省番禺人，香港归侨，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属直拍两面削球打法，1952年获得香港冠军，同年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中国全国乒乓球冠军赛，获得冠军。1960年代初，姜永宁退役，其后出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1968年5月16日晨自缢于先农坛体育场。
｜李广田｜
李广田（1906年－1968年11月2日），山东邹平人。集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于一身。1929年入北京大学外语系预科，并结识本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的何其芳。后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被人称为“汉园三诗人”。1968年11月，“四人帮”大闹云南大学，62岁的李广田被红小兵污辱及殴打，悲愤之余，和太太于云南大学“翠湖”投水自尽，死时直立水中，是大陆三零年代文人死的最惨的一位。
｜李 震｜
李震（1914年－1973年10月20日），河北省藁城县人，解放军12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政治委员、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期间和康生制造了数起假案，1973年10月，中央追查陈伯达交待的一份材料，李震感到十分恐惧，畏罪自杀。
｜罗广斌｜
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中国作家，重庆市忠县人，罗广文胞弟。曾被关押于渣滓洞，后越狱脱险。著有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与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与杨益言合著）等。文革开始后，1967年2月5日被红卫兵带走批斗，后跳楼自杀。
｜李立三｜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曾任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中国政治家，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曾任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受刘少奇的牵涉受迫害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李平心｜
李平心(1907年－1966年)，原名循钺，又名圣悦，笔名李鼎声、邵翰齐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江西南昌人。因文化大革命，遭迫害自杀，终年五十九岁。
｜释良卿｜
释良卿（1895年－1966年），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河南省偃师县人，临济正宗派法师，著名的佛教殉教者。文革初期，红卫兵欲抢夺法门寺舍利，良卿法师披上象征寺院住持的五色木棉袈裟，全身浇满煤油，来到真身宝塔前，惨烈自焚。红卫兵被吓的逃散，真身宝塔下的佛指舍利方才得以保全。
｜孟秋江｜
孟秋江（1910年4月－1967年3月16日）原名孟可权，江苏常州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抗战时孟秋江作为《大公报》记者，参加了南口、平型关、潼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役以及江西东战场的采访，1962年，孟秋江担任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同时接手原由廖承志领导的香港《循环日报》。任内，孟秋江开展了促进祖国统一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孟秋江在北京遭到残酷迫害。
｜饶毓泰｜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名俭如，字树人，江西临川钟岭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他是胡适的学生，吴大猷的老师，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在北京大学燕南园41号上吊自杀身亡。
｜上官云珠｜
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女，原名韦均荦，著名话剧演员、电影演员。1962年被推举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1950年代多次受到毛泽东的宠幸。“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江青迫害，逼迫上官云珠写出更翔实的与毛泽东以及其它中共领导人在一起的翔实交待材料。可是，能写的都已经写了，其它的都是不能写的。上官云珠搜肚刮肠，也实在写不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她在被酷刑折磨之后，跳楼自杀，终年48岁。
｜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1月4日－1966年5月23日），原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人，毛泽东主要秘书之一。1965年年底，田家英在为毛泽东做会议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批判《海瑞罢官》一剧的意见，被批判。后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
｜吴 晗｜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金华义乌人，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吴晗先加入民盟，再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海瑞罢官》这部剧而被当权者批斗，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惨遭摧残。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死因不明，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吴小彦｜
吴小彦（1954年－1976年9月23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养女，1966年吴晗被打成黑帮，母亲袁震被送入劳改队，双腿瘫痪，吴小彦年仅12岁，独自承担照顾患病母亲和弟弟的责任。因为是黑帮的子女，饱受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于1973年罹患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被北京公安局拘留，在看守所遭受非人折磨，精神病加重。终因身心俱残，走投无路，文革结束前夕在精神病院自杀。
｜王重民｜
王重民（1903年－1975年4月16日），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人，中国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在文革评法批儒运动中受迫害而在颐和园长廊自缢身亡。 ｜杨嘉仁｜ 杨嘉仁（1912年10月28日－1966年9月6日），中国音乐指挥家，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在南京出生。1956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代表作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杨 朔｜
杨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原名杨毓晋，字莹叔，山东蓬莱人，作家。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最后由于不堪折磨，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
｜言慧珠｜
言慧珠（1919年10月5日－1966年9月10日）原名义来，学名仲明，乳名“二妞”。为蒙古旗人后裔，祖籍北京，著名京剧、昆曲女演员。文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在卫生间悬梁自尽，留下了三封遗书。当时结论称其“自绝于人民”。
｜叶以群｜
叶以群（1911年5月－1966年8月2日），笔名以群、华蒂，安徽磬歙县人，文艺工作者。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期间加入文协。建国后任《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文革开始后，不堪迫害的叶以群跳楼自杀。
｜周小舟｜
周小舟（1912年－1966年12月26日），原名周怀求，湖南湘潭人。周因认同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失误，他质疑“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遭毛定性为“走资派”和“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文革后周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侮辱，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张宗燧｜
张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浙江杭州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次子。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文革期间，被批斗服安眠药自杀。
｜正珠尔扎布｜
正珠尔扎布（1906年－1967年11月），汉名韩信宝、韩绍德，日本名川岛成信、田中正，蒙古族，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生于苏鲁克（今辽宁省彰武县）。满洲国军事将领，抗日战争末期，率部向苏联红军投诚，并影响所部的蒙古部军官投降。1950年7月被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8月押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0年11月28日，获得特赦，到海拉尔国营林场工作。文革时不堪批斗自杀。
｜赵太侔｜
赵畸（1889年－1968年），字太侔，山东益都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家。国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1968年，因不堪文革忍受迫害，投海自尽。
｜赵宗复｜
赵宗复（1915年2月11日－1966年6月21日）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职，1947年后，曾任山西省新闻处长，代理教育厅长，《工商日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赵慧深｜
赵慧深，四川宜宾人，话剧、电影艺术家。战前主要参加话剧演出，并出演过《马路天使》，是她唯一参演过的电影作品。曾任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北影厂编辑部副主任。文革中，她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其中一个理由是她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1967年12月4日，她一身白衣自杀身亡，年仅53岁。
｜周华章｜
周华章（1917年－1968年9月30日）祖籍江苏江阴，生于上海，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先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华章遭到攻击。在“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周华章再度被揪出，被打成“间谍”、“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后自杀身亡。
｜周寿宪｜
周寿宪（1925年－1976年5月）江苏淮安人，中国计算机专家，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计算机教研组任教。文革时，他已因受到迫害而患精神病，但连队的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仍经常批判他，其中有的人还殴打和辱骂他。后来，周寿宪病情加重，农场不得不将其送回北京清华大学。不久，1976年5月周寿宪在家中跳楼自杀身亡。
｜周瘦鹃｜
周瘦鹃（1895年6月30日－1968年8月11日），20世纪中国作家、园艺家，属于“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曾翻译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鹃受到张春桥的点名批判，后投井身亡，年73岁。
｜张琴秋｜
张琴秋（1904年11月15日－1968年4月22日），乳名凤生，学名张梧，中国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今嘉兴桐乡市石门镇）人，中国工农红军女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受到冲击，不堪羞辱的张跳楼自杀。1970年其与沈泽民所生的女儿张玛娅也服安眠药自杀。
｜曾昭燏｜
曾昭燏（1909年－1964年），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学者，文学家。1950年2月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1954年9月任南京博物院院长。1964年因文化大革命受迫害在灵谷寺跳楼自杀。曾昭燏终身未婚。1999年南京博物院出版了《曾昭燏文集》，汇集了她的诗词文赋作品。
｜姚 溱｜
姚溱（1921年－1966年），江苏南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姚溱早年参加抗日战争，担任《大众》周刊编辑、新华通讯社华中总分社编辑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兼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等。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参与谈论编写二月提纲，解释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系。后因文革的扩大化，姚溱受迫害自缢身亡。
｜邹大鹏｜
邹大鹏（1907年－1967年4月29日），原名宝丰，曾用名积因、济英、蕴华、君绰、王小雨，中国辽阳县首山镇后三块石村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报官员。共和国成立后，他调任中央社会部秘书长、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最终自杀身亡。
这些是活人，死人也不放过，文革挖坟刨尸骨成风，毁文物，砸四旧。
文革时期被挖坟的历史名人：从孔夫子到李鸿章
文革期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许多历史文化遗存遭到破坏。什么是牛鬼蛇神？这是个含糊的概念。
在这一标准下，历史上许多名人被“横扫”——被挖坟辱尸。
都有谁被红卫兵盯上了？ 文革期间，徐锡麟、苏小小、秋瑾、岳飞等名人坟墓均被挖掘或遭红卫兵破坏。
朱元璋的皇陵石碑，海瑞的坟，张居正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被砸毁。
张之洞，中国重工业奠基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高等师范学堂和中国第一个幼儿园。他将武汉打造成中国重工业基地，创建了中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让“汉阳造”闻名天下。他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一生清廉，丧葬费由亲朋和门生筹措。
1966年，红卫兵掘了他的墓，让他曝尸荒野，被孩子们踢著玩。关于张之洞被掘墓，还另有一说：红卫兵将张氏夫妇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结果被狗吃掉。但主流说法还是曝尸荒野多日，被好心人草草掩埋，然后于2007年被发现，重新安葬。
康有为，晚年迷恋青岛，不但于此定居，死后也葬于青岛。1966年，举国“破四旧”，康有为墓惨遭破坏，被某校红卫兵挖开，其头骨被红卫兵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其骨头则被当场扬了一地，再难找回。
保住康有为头颅的人名叫王集钦，当时，他冒着被打成保皇派孝子贤孙的危险，他提出将头骨收到博物馆内，作为“造反有理”的实物进行展览，得到红卫兵的许可。展览结束后，他趁乱将康有为的颅骨及遗物收到一个木箱中，并于文革后上缴给文物管理委员会。
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将墓碑和其他碑石扳倒，坟墓挖开，抬走海瑞遗骸，几日后给遗骨戴上高帽子，在海口市游街示众后焚毁。1969年公社砸石头支援建设，石桌烛台等全被砸毁，墓园成养猪场。图为1966年秋，有380年历史的海瑞墓一夜惨遭摧毁。“文化大革命”中，海瑞墓与海公泉受到严重破坏。
武训，千古义丐，享誉中外的清代教育家。一生不娶妻、不置家，用当年乞讨的积蓄兴办义学。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一个乞丐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修建起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余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结果后来他成了“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1951年，《武训传》因政治原因遭遇批判，后在文革中，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1966年，明十三陵中的定陵被红卫兵洗劫，他们要砸烂这封建王朝的老窝。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尸骨被抬到广场上，周围堆著画像和照片等实物“罪证”，组织人员批斗，大家高呼“打倒保皇派”，然后用石块投掷尸骨，砸到七零八落，随后一把火将三具尸骨烧掉。
《聊斋》作者蒲松龄之墓文革时被毁，红卫兵在其墓前先挥舞红宝书，祝“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等语录，然后掘坟，向死去的“老封建”冲锋。结果发现墓内除尸骨外，只有几样简单陪葬品，无物可毁。另外，蒲家庄代代相传的蒲松龄手稿字画，均被清剿烧毁。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李鸿章，晚清名臣，他主持的洋务派创办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他强调在外交中“以夷制夷”，为被动挨打的清王朝殚精竭虑。美国总统格兰特称其为当时世界四大伟人之首。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都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日本首相伊籐博文视其为大清中唯一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梁启超则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唐德刚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大跃进时期，他的坟被刨，尸体被挂在拖拉机后游街，直至尸骨无存。
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左宗棠，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时人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后沙俄侵占伊犁，已63岁的他主动请缨出战，携棺材西征，击退侵略者。其墓十分偏僻，破四旧时逃过一劫，但70年代初为修一条带过溪涵洞小路，当地公社干部将牌坊墓碑炸掉取石修洞，并掘坟，左公曝尸荒野，幸得一村民偷偷收敛。
文革中，红卫兵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还抄了王明的家。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安葬百余名航空烈士，并有英烈碑镌刻抗战时牺牲的航空烈士英名及生平，包括中国870人，苏联236人，美国2197人。该公墓由国民政府建立，曾遭日军破坏，抗战后整修。文革时遭毁灭打击，红卫兵屡次打砸烧，挖坟掘墓挫骨扬灰，最后只余被铲掉题字的石牌坊，文革后重建。
湖南“忠烈祠”，国民政府在大陆建的惟一一座全国性纪念抗战烈士的祠堂。有碑记录生平，他们死的时候，都好年轻。匾额是蒋介石手书，侥幸在文革时被农民拿去切猪食，逃过死劫。所有石碑被红卫小将铲扁磨平。烈士遗骨，被挖出曝晒。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西藏扎甚伦布寺的佛塔中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被红卫兵挖出肢解抛弃。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山西舜帝陵被毁。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在岳飞的故乡河南汤阴县，革命小将把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以及秦桧等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而在杭州，革命青年们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挖了，岳武穆被锉骨扬灰。
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李鸿章的女婿。他曾与张之洞并称二张，是晚清清流领袖。他死后安葬于故乡大齐坨黑山沟，“文革”初期，红卫兵挖开其夫妇的陵墓，他们的遗体还没腐烂。红卫兵用铁锹和铲子将他们的遗体捣烂，尸骨无存。
周迅典，留美飞行班学员，1944年到1945年间，他参加对日空战71次，击落日机2架，炸毁地面日机40架，被授予各类勋章13枚，其中包括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颁发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文革中，他被活活打死，然后被悄悄埋在田里，因为埋得太浅，尸体被狗拖了出来，他的家人才得知噩耗。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塚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王铭章，抗日名将，1938年滕县保卫战中，他率军死守，日军料不到在此碰上硬钉子，调集精锐猛攻，滕县变为废墟。他拍出最后电文“决心死拼以报国家”，破城后率残部巷战，壮烈殉国。滕县之战为国军集结赢得时间，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将军墓园位于成都，文革中被毁。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作者：冯骥才
1968年，8岁，女，Y省G市学龄前儿童。
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
——公安局确定反动标语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写的
——糖果、看电影、割掉爸爸的鼻子喂老虎
——我被押到刑场面对一杆枪
——“别怕，孩子，他们在逗你玩儿呢”！
——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
——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
你要求亲身经历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转述一个故事给你。
这是当事人亲口讲给我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写成小说，可是谈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后，觉得这故事放在你的书中更合适，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这故事的主人是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怎么，你不信？对，八岁；不是十八岁。
她面对一口枪时，并无绝望心理，相反认为好玩。
你别急，我说这故事马上讲给你，而且完全如实地讲，不加一点虚构的渲染。
我知道你要求一种事件本身的彻底真实。 那是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
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定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须搭军车。
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枝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
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给我们上菜时一看我就笑。
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你。
可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例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
我问她：“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
也许我见到城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倘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愉。
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使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淋淋的一双白手，这滚圆的小手给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画家说： “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 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 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
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于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居然一种忧虑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
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 我征住，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
就在说这话时，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说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她说： “我当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开始时，我六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比如我记得一次有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
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在‘文革’前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造反分两派，爸爸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
可爸爸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们，组织性强，‘文革’初大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事情，对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难把爸爸这派搞垮。但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爸爸这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的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的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
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马上垮了。开始揪坏人，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给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
可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时，总得罪过人，有人恨他，恨不得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愈查不出问题火愈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那时却天天抽许多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起来就会被人家说成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压力真是压足了。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闹心跳。
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可没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标全集中到我身上。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字。
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根据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
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当时排排队，确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
这时，爸爸对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说是协助公安系统破获这超重大反革命案件，内定重点是我。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 “
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我爸爸就绝对不准我说瞎话的，也许由于这严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说不是我。
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说不是我。他们就冒火了，那群大人围着我一个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使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脖于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
我吓得哭呀，求叫，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
我那时才八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伯，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
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
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给我的印象很乱；围了许多人喊口号。
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她睁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
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倒是通知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 “
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 “
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
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减一声：‘放！’ “‘砰！’地枪响。
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
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儿。
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十年！
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样做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
可八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像我身上有可伯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了我一个人去。
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头仍旧牢牢存在，一辈子也卸不下来。
当夜，我跑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
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我平反落实。
可这时我才十九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落实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人还不错，很同情我的遭遇，后来他想到一个安慰我的办法，也是他仅仅能做到的事情。他说，你年纪不小，不能总呆在家，应该有个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个服务员吧。
我心想，守在家，妈妈心里总有个负担，就来了。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这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拼命干活；其实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时忽然觉得自己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
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但她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的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
我扭头忽然发现，我那同伴两位画家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 来源：《一百个人的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