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发明学,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应用学,否则我们不必使用“发明”这个建构味和解构味十足的词,也就是说,就像坎通尼亚人和福尔摩沙人一样,他们是首先在支那政府的管理下不愿意生活,才说自己跟支那人是不一样的,因果不可倒置。
现代民族发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罗马尼亚这些民族就是一个十九世纪才构建出来的,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大希腊主义的控制才搞的民族发明,否则他们原先是没有这些民族认同的,这些地区的居民,上层以前通通是使用希腊语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官话是希腊语,所以下层平民,绝大部分都是会说希腊语的,今天的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和罗马尼亚语,其实当时都是不知哪个山沟沟里的方言,只有极少数的人会讲,就像芬兰,在芬兰独立以前,百分之九十的芬兰人说瑞典语,而芬兰民族发明以后,所谓的芬兰语凭借公共教育,短短二十年就让百分之八十的芬兰人说芬兰语,彻底改变了芬兰的语言结构。
所以现在没有诸夏的民族认同是正常的,因为诸夏的民族发明还没有开始,还没有人把现在中国各地的方言发明成一门独立的语言,只有粤语勉强做了点工作,而发明民族语言是民族发明学的关键,诸夏民族要想诞生,这步是一定要走的。试想一下,如果哪一天,四川方言在四川省彻底取代了普通话教育,一个四川小孩把mandarin当做外语一样学习,那么巴蜀民族就算是发明成功了,那时,即使老一辈们依旧保有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小孩们却是不会有这种认同感的,就像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前的一代保加利亚人到死都在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身份认同中徘徊,但是后面的保加利亚人是再也不会有希腊认同感了。
总的来说,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个民族的育儿袋,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发明,而在于有没有必要发明,如果你像脱离支那这个苦海,想独立,那么民族发明是随时可以开展的。
(注:以上这些观点都是取自于对阿姨(刘仲敬先生)讲座的内容的归纳,如果想了解更多,大家可以上油管去看刘仲敬《民族发明学》系列讲座。)